【粵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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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週)
廣東人的由來
廣東人由三大群體組成，廣府人（佔大多數，分佈在珠三角及粵北、粵西地區）、潮汕人（分佈於粵東粵南的潮汕平原）、客家人（分佈於粵東的梅州、惠州），因此也有三大語言：粵語（即廣府語）、潮汕語、客家話。這三大群體全部是不同時期、內地不同地區的漢人南遷的後代。
為何會在廣東出現這三大群體？先要繼續上文的廣東史：漢武帝北擊匈奴、南收南越，奠定了漢朝長達四百年的江山，中原地區也形成了一個擁有統一文字、語言、文化、民俗的强大民族「漢族」。
接著是較短時間的三國，再到西晉。其間三國時期統治兩廣地區的東吳政權，又重新將行政中心由封開縣搬回南越國的首府番禺，並改名為「廣州」。自此「廣州」一直是廣東的行政中心並沒再變更名字。
但從西晉開始，漢族出現了第一次大規模、長時間的內部戰亂，這就是史上知名的「八王之亂」，這場始於宮廷內權力鬥爭的「八王之亂」雖然最終以東海王司馬越奪取大權而結束，但已經極大地破壞了中原地區，也導致漢民族力量的急劇衰退。接下來就是北方少數民族趁漢民族衰退而大舉入侵中原，形成了又一個知名的戰亂歷史時期——「五胡亂華」，再到後來的南北朝混戰，一直到唐朝中原戰亂才徹底結束。廣東、廣西在秦朝統一中國之前，並不屬於中原政權，被稱為「百越」，但也沒有形成國家，全是刀耕火種的少數民族氏族部落。因為有位於廣東與湖南交界處的嶺南山脈的阻隔，在戰國時期即使是離廣東最近的楚國（現湖南）也沒能統治百越。
五胡亂華
這時中原的漢人已經知道在遙遠的南方，有一塊物產富裕、雖然嫡屬於中央政權但山高皇帝遠的樂土「廣東」。所以從「八王之亂」開始，出現了史上第一次的中原漢人為逃避戰亂而長時間的大規模南遷，當時是整個家族、整條村莊在族長、村長（稱之為「太公」）帶領下的扶老攜幼式的長途南下，因此把當時的中原漢語、文化、習俗全都帶到了廣東。幾乎所有傳統廣東人的家族都有「族譜」記錄他們是來自中原何方，何時遷到廣東的。例如香港前特首曾蔭權，其始祖就是山東的曾子，其族譜就記載了其家族何時由山東南遷到廣東的南海縣，到曾蔭權的爺爺時再遷到香港。
以當時的交通、生活水平，可想而知如此的長途南遷是多麽的艱辛。因此當這些南下的漢人族群在終於翻越嶺南山脈到達粵北韶關南雄縣，不會再受戰亂影響時，就都會在那裏休養生息。但南雄縣畢竟是山區，農業物產遠不及平原地區豐富，所以南遷漢人在那裏繁衍了幾代人後，就又大多會繼續沿北江南下、沿西江西進而到達最終的遷徙地——珠三角、粵西、甚至廣西東部的平原地區。因此南雄縣的珠璣巷又被稱為廣東人的發源地，這與之前提到的封開縣的地位是不同的，很多廣東的大的姓氏都在那裏修建了太公祠以緬懷帶領族群南下並安葬在那裏的太公。
南雄縣珠璣巷
這一時期在浙江福建一帶的漢人則有部分南遷到粵東 地區的潮汕平原，成為潮汕人的祖先，因此潮汕語與閩南語是同一語系，與作為來源於中原古漢語的粵語不同。
唐朝建立後，中原的戰亂終於平息，漢人南遷也告停止。李唐又是近四百年的太平盛世，中原漢語再次重新統一，且廣東地區到唐朝末年其漢語也由漢朝時期的漢語也逐步演變為唐朝的漢語（儘管兩者並無太大區別）。唐朝四百年安穩歲月，也使得前述的來自中原各地的漢人在廣東重新混合形成了在珠三角，以及沿北江、西江分佈的廣府人，語言文化上也趨一致。
另外，這次漢人的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南遷，使得原廣東地區的百越諸部終於徹底湮滅。到唐末全廣東就只剩下粵北深山上的一個「瑶族」，其餘平原地區全是漢人了。因此廣東的漢人後來就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讀音與「越」字相同的漢字——「粵」，其目的就是要表明現在的「粵」已經完全不同於古代的「越」了。
廣東古漢語的穩定
李唐之後，中原再次陷入長時間的戰亂及飽受北方少數民族的侵擾、佔領，語言隨之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北宋初年時，中原地區的漢語仍能基本保持漢唐語言，當時出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官方的權威發音韻律書《廣韻》（全稱《大宋重修廣韻》），裏面標注的文字發音與現今的粵語高度吻合。但之後中原因為受到西夏、遼、金、元等北方少數民族的侵略、佔領，漢語開始胡化，到了南宋時期中原漢語已經由漢唐漢語（粵語）演變為現在的「客家話」了。而偏於一隅的廣東卻是一直極少戰亂，基本沒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影響，所以一直保留着漢唐時期的語言、文化。因此大量的唐詩宋詞現在只有用粵語來讀，才能符合詩詞基本的韻律美了。以唐代詩人劉禹錫的代表作《竹枝詞》為例——「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這首知名的情詩也是古漢語文學的代表作，不直接表達而運用了古漢語內「語意雙關」的表述手法，用天氣的「晴」的有無，來代表男女之間的「情」的有無。在粵語裏「青、平、聲、晴」均是同一個韻母的，讀來完全符合詩詞的韻律美，用粵語一讀就能體會出詩詞的意境了。又如唐代的著名詩人王維的名作《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在粵語裏「親、人」是同韻母的，符合詩詞的押韻要求。但普通話裏這兩個字就又不同韻了。從這首詩作可以推知唐代的山東人說的也是與粵語相似的古漢語。還有唐代著名的哲理詩，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黄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在粵語裏「流、樓」是同韻母的，符合絕句詩詞第二、第四句必須押韻的要求。但普通話裏這兩個字就又不同韻了。
根據語言學家的研究，古漢族是男耕女織的農耕型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是近距離長時間的面對面交談，而當時的文言文都是很簡短的，所以需要多達九個音調，這樣保證了大多數字之間的讀音都有差異，從而不會有過多的「同音字歧義」，能够在簡短的語言內清晰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而北方少數民族則都是游牧民族，人與人之間很多時候是坐在馬背上較遠距離地溝通交談，所以音調必須最少，僅有四個調，這樣才能達到不同音調之間差別很大，讓較遠距離的人都能聽明白發的是什麽音調，但這樣就會導致同音字的大量出現。
南宋之後的中原漢語，因為音調大為減少，為避免過多的同音字而嚴重影響到交流的弊端，其解決方案就是增加聲母，即在原來從沒有卷舌音的古漢語基礎上，通過把「z、c、s」三個聲母發卷舌音而新增加了「zh、ch、sh」這三個聲母。
（轉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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