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記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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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新聞網)
1. 教宗方濟各在在梵蒂岡宗座大樓主持誦念《三鐘經》祈禱活動中,再次為和平祈禱。
教宗說:“讓我們懇求耶穌至聖之心感動那些想要戰爭的人的心,使之轉化,採納對話與和平的計劃。”
最後,教宗提醒聚集在聖伯多祿廣場的眾人說:“兄弟姊妹們,請你們不要忘記飽受戰爭摧殘的烏克蘭、巴勒斯坦、以色列、緬甸和其它許多地方,那裡的人們因戰爭忍受著巨大痛苦。
2. 教宗誦念《三鐘經》之前,他也講解了當天福音記載的耶穌治好患血漏的婦人和復活雅依洛的女兒的內容。那位患血漏的婦人摸了耶穌的衣裳而治癒;耶穌拿起那個被宣布已死亡的小女孩的手,那女孩就立刻起來行走。
在當時的社會,這兩位女性被視為不潔的,不能與她們有身體上的接觸。耶穌打破了這個慣例,讓自己被人碰觸,而且並不害怕觸摸人。教宗指出,“耶穌在治癒人的身體前,先動搖了這種錯誤的宗教觀念。根據這種觀念,天主將潔淨的與不潔的人分開。相反地,天主沒有這麼做,因為我們都是祂的子女,不潔淨不是來自食物、疾病,甚至死亡,而是來自不潔的心”。
教宗說,“面對身體和精神的痛苦、心靈的創傷,面對壓倒我們的情況,以及在罪惡面前,天主沒有與我們保持距離,不以我們為恥;相反的,祂接近我們,使人能碰觸祂、也使祂能碰觸我們,祂總是讓我們從死亡中重新站起來”。
最後,教宗問:我們是否只與那些與我們分享相同品味和有相同偏好的人建立關係?“上主給人貼標籤嗎?我是否總是給人貼標籤?”教宗最後呼籲說,“我們需要一個不排除任何人、不將任何人視為‘不潔’的教會和社會,令每個人帶著自己的故事,在沒有標籤和偏見下被接納和被愛”,每個人都能無條件的被愛。
3. 羅馬的兩位主保聖人:伯多祿,一個“加里肋亞的漁夫,蒙耶穌召喚成為捕人的漁夫”;保祿,一個“迫害教會的法利塞人,因恩寵而轉化為外邦人的福傳者”。他們的事跡和使徒熱忱,應成為所有人的榜樣,激勵大家“建設一個敞開大門的教會和社會”。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對大約5500名參加彌撒的信徒如此表示。在這座大殿中,保存著第一任基督在世的代表的雕像,每年有數百萬人前來朝聖。
與教宗共祭的有36位樞機、36位主教和400位司鐸。參禮的還有過去一年獲任命的42位教省總主教,教宗為他們授予象徵與羅馬教會共融的羊毛肩帶。教宗說:“在與伯多祿共融並以基督為榜樣的基礎上,這些教省總主教蒙召成為熱心的牧人,打開福音的大門,並通過他們的牧職,為建設一個敞開大門的教會和社會作出貢獻。”
從當天羅馬慶祝的兩位聖人的形象開始,開放的概念貫穿了整個彌撒講道:“在與主相遇時,他們經歷了一次真正的逾越體驗:他們獲得釋放,新生命的大門在他們面前敞開”。
教宗方濟各在講道中也提到門的形象。展望即將到來的禧年,他表示,“這是恩寵的時期,我們將打開聖門,讓所有人能夠跨過那生活的聖殿,即耶穌,並在祂內體驗天主的愛,喚醒希望,重獲喜樂”。
在伯多祿和保祿的事跡中也有門被打開的情節:首先是伯多祿從監獄中被釋放,“天主解放了祂的教會,被囚禁的子民,並再次顯示祂是慈悲的天主,支撐著子民的旅程”。
“令人不解的是,監獄的門因主耶穌的力量而打開,但祂卻難以進入基督徒團體的家門。那扇門認為祂是鬼魂而不給祂開。許多時候,我們的團體沒有學會這種開門的智慧。”
然後是保祿的“逾越經歷”,他“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被復活的主轉化”,發現了“軟弱的恩寵”。這位外邦人宗徒的“逾越經歷”不是“向內和獲取安慰的宗教信仰”,如同今天某些教會運動所呈現的那樣,教宗稱之為“客廳式的靈修”。相反,正是與主的相遇,在保祿的生命中“點燃了福傳的熱火”。
教宗說:“伯多祿和保祿兩位宗徒都經歷了這種恩寵的體驗。他們親身感受到天主的作為,天主打開了他們內心的監獄之門,也打開了他們為了福音而被囚禁的現實監獄之門。”教宗強調,在我們準備今年開啓聖門之際,這是給所有人的信息。
最後,教宗以“兄弟情誼”向大公宗主教代表團致意。他們按照傳統在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前來羅馬進行互訪,前一天上午在梵蒂岡拜會了教宗方濟各。教宗向他們表示:“感謝你們前來表達我們的教會圓滿共融的共同願望”。教宗還向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爾多祿茂致以“衷心的、親切的”問候,稱他為“我的兄弟,我親愛的兄弟”。
4. “在上海教務會議中,也得益於剛恆毅總主教的貢獻,聖座與在中國的教會之間的共融也結出了豐碩的果實,造福全體中國人民的果實”。聖座福音傳播部代理部長塔格萊(Luis Antonio Gokim Tiagle)樞機引述教宗方濟各這句話,透過視頻講話問候了澳門紀念第一屆中國教務會議百週年國際學術會議的與會者。
這次紀念會議在澳門聖若瑟大學舉行,主題為《第一屆中國教務會議(上海會議):歷史與當代意義》。塔格萊樞機引述的那句話取自教宗早先於5月21日在羅馬宗座傳信大學舉行的相關紀念活動中發表的視頻講話,那次會議的主題為《中國教務會議百年:歷史與當下》。
塔格萊樞機接著提到,教宗方濟各在羅馬傳信大學的紀念會議上還表示,“神長們在上海的中國教務會議中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眾議精神的經驗,一起做出了重大決定。聖神使他們聚集一堂,在他們中增進了和諧,將大家帶上他們中許多人都從未想像過的道路,同時也克服了困惑和阻力”。
塔格萊樞機補充道,“上海會議也代表了同道偕行的實現,因著教宗方濟各的訓導,同道偕行在我們這個時代再次被強烈地重新提出”。同樣,“出席上海教務會議的神長們體會到,同道偕行不是教會生活中的次要層面,而是教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結構體制性因素”。
此外,上海會議“為由中國主教領導的完全中國化的天主教會的茁壯成長奠定了基礎。即使是這一意圖,也不是出於策略或人的算計,而是因為在世間朝聖的教會的奧跡”。塔格萊樞機最後稱中國教務會議是“中國天主教會發展歷程中的一個轉折點”,它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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