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記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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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新聞網）
周守仁主教專訪 -- 習安東神父(ANTONIO SPADARO SJ)
我在2016年10月耶穌會第36屆大會期間結識了周守仁主教。當時，本人正在物色能夠藉親身經歴為《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撰寫中國主題文章的耶穌會士，我於是接觸他，嚮他詢問相關的聯繫人信息。此後不久，他上任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我們繼續保持聯繫。他認識中國內情，總會給我一些考慮周全的明見，這些建議展現著他對教會和祖國的摯愛。無論是他的多次羅馬之行，還是我在“北京中國學中心”和“社會科學院”作為發言人的北京之行，都為我們增進對話提供了良機。即使在他被任命為香港主教之後，這種關繫也從未中斷。在其最近走訪北京之後，我希望嚮他提出幾個問題。
1. 應兼任”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李山主教的邀請，您於4月17日至21日前往北京進行訪問。這一邀請早在2022年便已嚮您發出，但直到新冠防疫限制解除之後方可成行。這個邀請的由來何在？是否源於某一特殊原因？
北京教區通過第三方嚮我發出了這一邀請。我們需要一些時間來商討，與此同時，由於2022年是我上任主教的第一年，我也需要時間來熟悉香港教區。不過，兩個教區在此前即有所往來，例如，他們的兩個修生被派往香港進修神學，而一位香港教區的神父則擔任北京教區修生的靈修導師。可見，他們希望在新冠大流行之後恢復聯繫並非偶然。
2. 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這是自1997年前英國殖民地回歸中國以來的首次（香港）主教訪京。《環球時報》稱其為“破冰之旅”。您身在其中，感受如何呢？這次訪問的主要收獲是什麼？
這不是我的首次北京之行，而是我作為香港主教的第一次訪問。以前，無論是作為“北京中國學中心”委員會成員，還是後來作為耶穌會中華省省長，我每年都至少要對中心進行一次訪問。
我真切地認為，本人此行並不是什麼“破冰之旅”，而是時任香港主教的胡振中樞機1994年訪京之後的延續。正如我在不同場合所反復強調的，我們教區被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委以作“橋梁教會”之重任。充當橋梁是可敬者利瑪竇首次提出的一個想法。
雖然自臨時協議簽訂以來，梵蒂岡及中國雙方的國務院之間已經建立了一個官方渠道，但我們認為此次4月17日之行於教區層面上在北京和香港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此行尤為突出的成果包括兩個教區領導層之間的個人聯繫，以及在不同領域重新開啟的合作。雙方殷切期望合作的意嚮帶給了我們攜手共進的希望和決心。
3. 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於任命主教的“臨時協議”自2018年以來一直生效。雖然有教區，但并不是所有教區都有各自的主教。在大陸的所有教區中，大約三分之一的教區仍在等候各自的主教任命。沈斌主教從海門調任上海及此前余江教區彭衛照主教被任命為江西教區輔理主教之事引起某些人的擔心，說該協議在中國方面將不再成立。您對此有何見解？
我的理解是，該協議並不像某些人所推測的那樣已然道盡途窮。然而，雙方在委派主教到其他教區那方面的理解存在差異，這可能是一個需要增進理解的因素。因此，定期進行更多的深入對話有助於盡可能減少日後的混亂。
4. 金魯賢主教留下了怎樣的記憶？於今，對他的追思是否仍然有意義？作為一位牧者，他的牧職訓導如何能夠賦予當今教會生活以啟示？
上海教區剛剛於4月27日為金魯賢主教逝世十周年舉行了紀念活動，對他在中國教會中的巨大貢獻和影響錶示感恩之情。參加感恩聖祭的有60余位共祭、70余位修女和近仟名教友。可以說，離世十年的金主教對中國教會的意義由此可見。
金主教也受到中國政府的極大尊重。由於願意與政府合作，擅長多種語言，並具有國門以外的聯繫，他能夠將政府認可的教會與普世教會和整個世界連接起來。他的牧靈活動也為當時的中國教會註入了活力，有助於其發展和繁榮。
5. 如何理解教會的“中國化”（sinicization）？
我的印象是，在大陸的教會仍在探索“中國化”所應有的涵義。這是一個至今仍未得出最終結論的探尋。因此，我們通過研討會與他們進行對話實屬意義深長，這樣我們也可以與他們分享“本土化”的含義及其蘊涵，這當然可以反映他們對於中國化的某些考量。而與此同時，我們也從他們那裏了解到中國化對於他們的含義。
根據我們在此行中遇到的一位政府官員的說法，中國化是類似於我們的本土化理念。因此，我認為現在最好不要急於一蹴而成地對“中國化”蓋棺定論。就這個問題進行更深入的對話應當更為有所幫助。
6. 時任樞機主教的約瑟夫·拉青格在其《大地之鹽》（The Salt of the Earth）一書的中文譯本序言中問道：“在未來的某一天，會不會如同在猶太教到異教的轉型中所產生的希臘及拉丁基督信仰一樣，出現一個亞洲或中國的基督信仰？”。請問您有何見解？對於基督信仰之體現於世界天主教中，中國思想及文化有哪些具體貢獻？
與其是專註於“權利”詞令，我們更願意關註的是培養“尊嚴”以及有益於團體、社會和國家的健康的“責任”意識。我們的職責是促進和確保他人尊嚴，而不僅限於自身的尊嚴。言至於此，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也需要學習在促進國家及世界上所有人的尊嚴方面更進一步，盡管它在消除國家物質貧睏和掃盲方面取得了極好的成績。
目前世界各地的地緣政治，特別是西方和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好人壞人二分法世界觀似乎是現行模式。那麼，多元合一，以及教宗方濟各所提倡的“對話”呢？
恕我冒昧而言：應就各方於對話過程中的理解和假設進行溝通。江西和上海的案例便可證明在對話的基礎上進行交流的合理性。
為中國人所珍視的另一個價值是“和諧”。不同利益、各方、利益持分者之間的和諧正要成為一個和平共處和相互支持的共同體。這與我們對多元合一的理解有所不同。這種多元合一雖然允許不同個體某程度的獨特性和獨立性，但它們在共同利益及關註下聯為一體。然而，和諧與團結肯定與似乎為當今政界所獨鐘的支配及超級大國文化背道而馳。(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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