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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友社】
蔚藍彼岸

夏烈

德克薩斯州給我的印象一直是一片荒漠黃土,沒有青草綠樹,光禿禿的大地上有一個年輕人穿著牛仔褲,大踏步丈量他剛意外獲得的小天地。那個人就是詹姆士狄恩(James Dean)。他在「巨人」片中飾演一個孤獨、憂鬱、沒有明日的小人物,為大牧場年輕、英俊、高大的場主開車。場主的老處女姐姐墜馬驟死,遺囑送他一片小荒地及水窪。誰知,那片荒地後來竟冒出石油,他成為全州鉅富,集權勢於一身。然而他並不快樂,因為多年來一直暗戀場主美麗溫柔的妻子 – 直到老年仍未婚。
銀幕下,詹姆士狄恩也是一個憂鬱、天才橫溢的悲劇人物,此生只演三部電影,竟有兩部被提名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主角。但是沒得到,因為他死了,23歲就開跑車撞車,像一顆閃閃發光的流星一樣快速劃過黑空,墜落天際 ─ 天才總是早夭的。
我去德州唸研究所和這電影有關,於是坐了灰狗巴士三天二夜由加州來此入學,一路上經過幾個州都是19世紀美國從墨西哥搶來的。車行平穩,卻多昏睡及焦慮,因為心情混亂複雜,是一種今天不便講的原因;還有,舊金山打工達三個月,身心俱疲,需要補充睡眠。唯一記得是某晚停一不大不小的車站,站中不少老墨,他們不是旅客,是來聽歌的。候車大廳中有樂隊,一個嗓門洪亮矮胖的老墨,戴著白草蓆製的西部牛仔帽,用西班牙語忘情的唱 Unchained Melody。唱得好聽,是我喜歡的歌之一,但那時卻沒心情品賞。
在加州剛上岸是非法打工,因為尚未入學取得工作許可。在義大利海鮮店做收盤碗小工(busboy),那時收入高的侍者全是白人,收盤碗小工是亞裔黃種人或中南美洲西班牙語裔,廚房裡洗碗的多是黑人。種族歧視公然為之,也沒人講話或抗議。因為是暑假遊客季,合法或非法偷偷打工的充斥觀光地,移民局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一天有些穿制服有肩章及背章的坐在後面職工房間裡談話,引起非法打工者慌亂,認為是警察來替移民局抓人,紛紛走避。後來才知道穿制服的是大遊覽車的司機們,遊客在前廳,司機們在後面也有一頓免費的海鮮大餐。
做得手腳較熟練後,餐廳經理稱許,要我負責每天的「開場」。開場中有一項是在屋頂昇起美國國旗,他特別交待,千萬不能把國旗昇倒了,「那餐館是要被罰錢的!」為什麼如此叮嚀?因為有些busboy是廣東鄉下來的,也有跳船的,偷渡的,都沒受過什麼教育,搞不清美國國旗是什麼樣子。然而,有個台大畢業的女孩在外州與我通信數封,以美國國旗為圖案的郵票常貼反,不知她後來嫁了什麼人?
帶頭的 busboy來自中南美,當然英語流利,動作純熟,欺負我這新手,沒多久衝突發生,經理只因我先動手,立即開除。我領了支票出門時告訴中南美那廝:『我會回來看你!』其實我需賺學費,不可能回去找他,這樣說只是要他晚上睡不著覺,因他明我暗。多少年後在舊金山灣區任職,請許多朋友去那餐館吃飯,還是同一經理,已是蹣跚老人,他很高興,提到此事,經理說他模糊記得。
到了德州入學,才發現事實和電影相去甚遠。大學是鬱綠文明的德州,不是荒漠的西部德州。但也沒什麼感覺,因為挑戰接踵而來 ─ 研究所沉重的課業、語言、經濟壓力、異性對像、政治認同……。比起在台灣離家剛入大學時又是一種不同的境界。此刻還是德州蟬噪蛙鳴的夏日,台北那些迷失的炎熱季又隨著短暫的記憶匆匆歸來,那種輕淡的倦怠與杞憂並非陌生。然而,我知,夏日也會老去,那可將是我生命中的彩虹,或牢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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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位在保守、傳統、基本教義派、歧視黑人的南方,學生與住民當然傾向著灰色軍服的南軍,每到球賽中樂隊奏起南軍軍歌Dixie Land時,全體起立歡呼,其實南北戰爭已結束一百多年。美國自來是移民國家,又從無境內大戰爭,外籍留學生不計其數。外籍學生顧問是梅爾契上校 (Col. Robert Lee Melcher),他的名字Robert Lee 就是當年南軍統帥李將軍,而且他把軍階稱呼上校擺在名前,心態可知。我們去他辦公室找他時直呼Colonel,事情容易辦成。由他,我常會連想起南方作家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他的祖父是南軍上校,他小說「八月之光」中女主角之一的父親也是南軍上校。
學校辦了歡迎外籍留學生的公園烤肉午餐聚會,由美國學生烤,外國學生吃,用意不錯。這種聚會目的是希望世界各地來的留學生交流,互相瞭解。實際上大家剛來,英文差,還是與自己國家來的聚在一起。那一年由台灣來的留學生不到7位,全是工學院的男性研究生。我們拿了餐點就到一座小涼亭用餐聊天,全是台北來的,不亦樂乎。
亭旁有三、四個約7、8歲的美國小男孩在玩耍。一般美國小孩都比亞洲小孩好看,但這幾個居然全都很醜,也真不容易了。小孩的教養很好,禮貌的與我們交談,當然也是一些基本英文問題:你叫什麼名字?幾歲?唸幾年級?有個小孩問我:『先生,請問你叫什麼名字?』我想了想,回答:『我叫瑪麗。』那孩子驚訝的對同伴們大聲說:『噢,那個男的名字叫瑪麗!』我索性又指著老陳說:『他的名字叫珍妮。』指著小周:『他的名字叫蘇珊。』老陳及小周板起臉,嚴肅的向他們點頭,表示認可。那幾個小男孩興奮的大叫。他們可能回家告訴父母,今天在公園遇到一些外國人,英文不好,弄不清楚,男人取了女人名字。如果幾十年後相遇,大家進入中老年,再談起此事,一定都樂壞了。
我們台灣來的幾個組了一個伙食團,都到老余住處輪流做飯。一則不習慣西餐,一則自己做便宜很多。那年代台灣經濟尚未起飛,國民所得是美國的26分之一左右,如今是美國的2.5分之一。所以那時得了學位也沒幾個回國任職。我們每人買一輛腳踏車代步,其實是買不起,也不會開汽車。大部份男學生都沒有做菜經驗,那也沒關係,我們是來留學的,不是來做菜的。但有些人做的菜實在太難吃。有個小子把青豆倒進白水煮魚,加些醬油,他說菜名是「魚豆子」。還有個傢伙做了麵疙瘩,煮了很久還是外爛內硬,最適用的形容詞就是味同嚼臘。請問,臘能吃嗎?但是其中之一後來年薪近百萬美金,手下上千老美。
每天只做中飯及晚飯。早飯自理,煮一大鍋茶葉蛋,每人晚飯後捎兩個回去。有一門應用數學的課,7名研究生選課,6個台灣來的。有人明天早上要去那門課的教室送什麼東西給某人,說來說去,也說不清楚是那間教室,後來有人說你在二樓走一趟,看那間教室門口煙灰壇有一大堆茶葉蛋的殼就對了!
因為是工學院為主,沒有單身的女留學生,到了聖誕節假期,就由有車的,開到數小時車程外的女子學院,邀請所有台灣的女留學生來住幾天,當然是進住同學租屋中幾間比較好的、比較貴的。交流的方式是兩場群體聚會,自由拜訪,及一場離別舞會。那時女學生少,所以競爭激烈,各種出招。第一場見面相互介紹時,就有人說:『老夏,你準備什麼時候訂婚啊?她什麼時候來看你呀?』如此,我剛一出場,就被三振出局。
現在記得女孩中有個面善,臉擦得很白,戴著假睫毛;有位空中小姐出身,長得不錯,但聲音尖,像雞叫,不知機上客人如何感覺。還有位唸數學的,清秀有酒渦,稍為黑了些,很喜歡生氣,動不動就噘嘴。我實在想不通我們這幾號人物,怎麼可能會惹人生那麼多氣。第二次聚會,她教大家唱一首佛斯特 (Stephen Foster)的民歌「噢,蘇珊那」(Oh, Susana)。調子大家都聽過,但以前唱的是中文版,現在英文版開始時是:「我來自阿拉巴馬,膝蓋上一把班鳩琴,我去路易斯安娜州看我的真愛,離開前一天整夜降雨……」列位看官,光憑如此複雜中譯,你就可想像英文更不必提了,我們這些上岸不久的怎麼可能跟得上?不管怎麼教,大家都唱得走板加荒腔,她開始生氣了。但唱到「Oh, Susana, don’t you cry for me…」因為歌詞簡單,大家都唱得出奇大聲,這更惹她生氣噘嘴 – 看她,倒引起我的樂趣。
離別舞會來了,說是要著正式服裝,有人問主辦同學:『要不要打胎?』回答是:『不需要打胎。』打胎就是打領帶(tie)。舞會情況記不清楚了。只記得有個好看但很瘦的女孩,穿了一身閃閃發亮的金旗袍。還有個瘦高的女孩穿了淺綠的旗袍,被打麻將的同學們稱為「二條」。
她們離去後,我們當然談論了好幾天,都用「假睫毛」、「二條」、「金祺袍」、「黑皮」…..等代號。結論有好幾條,只記得有一條是金祺袍骨盤太窄,以後生孩子會有困難。一般說來,年輕男孩談起女孩都有些刻薄。女孩就不會如此。我想是因為女孩比較想結婚。據我所知,多年辦場,沒有一對成婚。
美國最重要、最代表一個大學、中學或城市精神的運動是美式足球,其次才是籃球及棒球。美式足球源自英國的橄欖球運動,相當劇烈。大學足球場容量動輒七、八萬人。我後來北上密西根州唸博士,密西根大學足球場座席容量近11萬人,世界第二大,第一大是北朝鮮平壤的五一勞動運動場。德州有兩所大學足球場容量超過10萬人。但是演唱會常在容量只一萬多人的籃球場舉行。德州歧視黑人及墨西哥人,我卻遇到黑人抒情歌星強尼‧馬賽斯 (Johnny Mathis) 暴滿演唱。當他唱英國民歌 Danny Boy時忽然全場停電,但音響是自動發電系統。那時大家都抽煙,所以拿出打火機來,全場點點燈火,伴隨他溫暖的歌聲。第二天閱報,原來是一隻老鼠在變壓器裡觸電,引起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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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留美如無助教獎學金就得打工,或在台灣借款,標會。因為國民所得相距太遠,舉例:工程師起薪是台幣月薪1,200元,比美國的約三萬台幣起薪。我們唸工程的多選擇不作碩士論文,而以多修學分代替,如此可儘快取得學位。我在第二學期得到研究助教金,還因此免學費。但工作一學期即辭職,因為可多修學分早畢業,出去作事起薪是助教的三、四倍。如此不到2年取得碩士,本應去柏克萊加州大學唸博士,但她在密西根做論文,不知拖到那一天,所以在她附近找到工程師的工作。那時留學生男多女少,四周虎視眈眈,所以,不得造次。有著名好影片在電影院上映,漂亮女生可能看幾次,是不同男生邀約的。
我很快成婚,小孩接著就來,所以留在天寒地凍的密西根州唸博士,以後還是去柏克萊加大做了極短期的博士後研究 (因為月薪太低,我也自知不是工程研究大才)。
任職的工程機構是個小聯合國,工程師來自世界各地。實際上,全美電機系研究所就有70%研究生是外國人。這些理工醫留學生學成後多留下任職,所以為美國省了到大學畢業16年的教育費用。我工作的地方對伊斯蘭教國家來的明顯有歧視,因為那時有以阿衝突。我問人事處長為何歐美永遠站在以色列猶太人這邊?他的回答直截了當:『因為基督教的根在耶路撒冷。』(Because the root of Christianity is in Jerusalem) 這種宗教上的仇視,是從來沒有國教的華人難以理喻的。有些歐洲來的工程師氣質比較不同,我還記得與一位俄國來的談論19世紀俄國寫實主義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及托爾斯泰;還有與通德語的討論尼采及黑格爾。我們英文都有口音,有時辭不達意,他們並沒有給我深沉的感覺。
大多情形下,如果去美國唸研究所,然後作事,大約要五年才對美國生活進入狀況,因為是不同的文化、語言及種族。美國人顯然與台灣人有相當大的差異,他們有槍枝,有遊艇,甚至有些人有小飛機。也有一次美國同事約我去滑水,湖邊許多小摩托船及小別墅,都不是富人的奢侈品,約我去的同事就是中等收入工程師。他教我如何由水中立起來,就像由搖椅前後用力擺一下起身。我試擺了兩次都不成功,第三次總算立起來,站在水上開始滑水了。但考量到我是初滑,他們船開不夠快,不久我就沉入水中。但想想剛剛由水中站起來那麼不容易,捨不得放棄,所以憋氣在水裡,緊抓著繩子不放,又被摩托船由水中拖出來。後來同事說我就像一艘潛水艇一樣,由水上潛入水中,又冒出來。那畫面相當精彩。
短短兩年之內,由遍地陽光的西部加利福尼亞州,到燠熱的南部德克薩斯州,再去冰雪的北部密西根州,相距都是數千公里,而我成長的台灣大島由南到北只有三百多公里。你問我那時感覺是什麼?我的回答:『都是異國,都是異樣心情。』
大洋彼岸有許多瘠地及藍天,留學生對美國的感覺複雜分歧,是朋友或敵人,是棋子,是文化經濟殖民地產物;而美國也是護衛者,是避難所,是機會。初抵那幾年並沒有哥倫布的心情,甚至不知以後要航向茫茫重霧何方,多數人在觀望中渡過那幾年。蔚藍的天空處處相同,給人許多幻想,什麼樣的幻想?說出來,還不如不說。那些五彩繽紛、可堪回憶或難以啟齒的宿命,還是長埋庭院深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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