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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友社】
從莫札特到施特勞斯

朱琦


乾隆二十九年的春天,居住於北京西山的曹雪芹在貧病交迫中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的摯友敦誠寫詩哀悼說,你現在終於可以在陰間冥府尋覓先你而去的愛子,卻又怎能割捨還在人間窮困飄零的妻子。
這一年是西元1764年。也是在這年的春天,8歲的小莫札特以音樂神童的大名征服了倫敦。英王喬治三世兩次看他演奏,王后夏洛蒂在他的伴奏下演唱,倫敦一家報紙預告說:沃爾夫岡阿瑪多伊斯è莫札特是一個能讓全歐州乃至全人類感到自豪的神童。
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莫札特這樣的音樂神童,3歲就展露出天才,6、7歲就轟動了慕尼克、維也納和巴黎。人類歷史上也很少有莫札特這樣的音樂大師,他以35年的短暫生命創作了6部小提琴協奏曲、17部鋼琴奏鳴曲、20多部歌劇、23首絃樂四重奏、35部鋼琴小提琴奏鳴曲、41部交響曲、50多部協奏曲,此外還有小夜曲、舞曲和宗教樂曲。如果從他轟動巴黎的1763年開始算起,至今整整250年,在這一千年的四分之一裡,沒人能夠統計有多少人為莫札特的音樂心醉神迷,沒人能夠估量莫札特的旋律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多少快樂、詩意和陽光。
就是這樣一位曠世奇才,最後被草草埋葬在罪犯和貧民的墳場。一個狂風暴雪的寒冷日子,他的妻子康斯坦采臥病在床,除了為生計而不得不趕著靈車的老人,沒人把他送到墳場。一個墳穴,裡邊已葬了兩人,然後加上莫札特。等到康斯坦采幾天後前來尋找,竟連墓址也無法找到。莫札特留下了人類將世代相傳的樂曲,也留下了把他壓迫到病重人亡的債務。
西元2012年,在莫札特死後的第221個春天,我來到音樂之都維也納。當年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幾乎被人淡忘,只在熊布朗宮看見他的畫像。曾經把6歲的莫札特請到宮殿演奏的瑪麗亞.特蕾莎,至今仍然是奧地利人心目中的國母,她的畫像也只出現在皇宮、博物館和紀念館。只有莫札特是無所不在的,有關他的書籍和DVD固然是放在書店裡最搶眼的位置,就連街頭巷尾的水彩畫、工藝品店的人物造型、巧克力包裝紙上的肖像、鴕鳥蛋上的漫畫,只要是人穿人吃人用的商品,不是把莫札特當做裝飾點綴,就是把莫札特作為商標品牌。維也納人顯然明白,從世界各地湧來的遊客,很少有人知道瑪麗亞.特蕾莎和約瑟夫二世,但沒有人不會不知道莫札特。約瑟夫二世屬於他做皇帝的那個時代,瑪麗亞.特蕾莎屬於奧地利,莫札特則屬於全世界。
四月下旬的維也納,除了音樂之美和建築之美,還有草木之美。宮殿的舊園林,街頭的新花圃,城堡上的老藤,教堂邊的嫩樹,全都約好了一起綻放,合奏著維也納的春天。遊覽了史蒂芬大教堂、霍夫堡皇宮和熊布朗宮的古典建築,心裡頭又時不時飄來莫札特、貝多芬和舒伯特古典樂曲,便覺得維也納的花開花香,都有些18、19世紀。這天傍晚,在一家古典裝飾的餐館吃罷晚餐,隨即前往維也納金色大廳聽音樂會。據說所有的演奏者都穿著18世紀的服裝,演奏莫札特和施特勞斯的作品,所以叫做「莫札特和施特勞斯音樂會」。
我對這場音樂會期待很高,略感遺憾的是為什麼不是一場莫札特和貝多芬的音樂會。也許因為貝多芬從出生地來說屬於德國,也許因為維也納人向來就偏愛以維也納圓舞曲走紅全世界的施特勞斯。我並非不喜歡施特勞斯,他的圓舞曲「藍色多瑙河」至少聽過上百遍。但我總覺得既然到了維納斯,所能享受的樂曲只有兩個小時,我更希望聽一小時的莫札特,聽一小時的貝多芬。聽施特勞斯不需要多想,起舞時聽,開車時聽,只管享受輕鬆與歡快。聽莫札特或貝多芬不一樣,他們的音樂能喚起生命深處的感動和激情。
在這四月的維也納夜晚,我想起了音樂大師們的遭遇和命運。音樂歷史上,從莫札特到施特勞斯,其實就是歐洲音樂家的一部命運交響曲。

莫札特8歲到倫敦,9歲離開,繼續跟著父親在歐洲旅行演出。米蘭、波隆那、佛羅倫斯、羅馬、阿姆斯特丹,歐洲這些大城名都為他伸開了臂膀,從童年到少年,鮮花、掌聲和喝彩隨時伴隨。難得他在耀眼的光環下愈加努力,以天才的速度不斷攀升,8歲出版小提琴奏鳴曲,11歲寫出第一部歌劇,13歲被羅馬教皇封為金馬刺騎士。
旅行演出10年之後,1773年,16歲的莫札特回到了故鄉薩爾茲堡。這時候的神聖羅馬帝國雖然還承認皇帝的最高權威,但早在中世紀時就已經演變為一個政治聯合體,組成這個聯合體的有300多個大大小小的公國、侯國、帝國自由城市、大宗教領地和主教領地,當時還健在的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曾經嘲笑說「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更非帝國」。相比于西歐英法國家,這個看似龐大的帝國非但鬆散,而且保守。不過,從1618年到1648年經歷了30年戰爭的神聖羅馬畢竟厭惡了戰爭與殺伐,越來越多的王室貴族們把當年戰場上的勝負決戰變成了藝術品味上一竟高低,於是音樂家也成了王室宮廷、上流名門的常客。正是在這樣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政治的保守和音樂的興盛同時存在,貴族的狂歡和音樂家的活躍相得益彰,帝國首都維也納成為音樂之都,萊比錫、波恩和德累斯頓等地也成為音樂聖地。誕生了莫札特的薩爾茲堡名義上屬於神聖羅馬帝國,其實是一個獨立的政教不分的大宗教教區,一方面中世紀的氣息尚未完全消散,另一方面啟蒙運動的樂聲已隱隱傳來。當少年莫札特從一些開放的歐洲城市載譽歸來的時候,新上任的大主教恰恰是一位死板、保守而且絕不缺乏固執、苛刻的宗教貴族。他給予的創作空間只有宗教樂曲和娛樂樂曲,否則就把斥責、嘲弄和侮辱甩給莫札特。都說音樂神童莫札特是上帝的寵兒,偏偏是這位主教大人成了莫札特的天敵。
1881年,憤怒的莫札特公開與主教決裂,離開了薩爾茲堡,開始了維也納的10年。這是人生決擇,也是反抗,如果沒有這個決擇和反抗,我們所知道的可能是另一個能忍耐、善順從、以放棄尊嚴的代價換取封建主顧賜給穩定收入的莫札特,他也許會謹小慎微地活到70多歲,但也因為如此,許多偉大的音樂作品都將無從誕生。莫札特之所以成為莫札特,不僅因為他的音樂天賦,而且因為他的生命激情和高尚使命。他的維也納10年其實就是燃燒生命的10年,一方面是不得已,不得不為生存而無休止地從事創作和演奏,另一方面是自覺和投入,他那種與生俱來的生命熱力和當時的啟蒙主義思想、人道主義理想不謀而合,讓他能夠面對困苦和疾病,蔑視上流社會的冷漠無情。莫札特說:「生活的苦難壓不垮我。我心中的歡樂不是我自己的,我把歡樂注進音樂,為的是讓全世界感到歡樂。」
少年時代聽莫札特,怎麼也不明白如此動聽的音樂為何打不動那些奢談品味的貴族,他們即使是拿出九牛一毛的慷慨,莫札特也不會貧困到難以生存;後來讀莫札特傳記,還是有些不明白,為什麼當年轟動歐洲的音樂神童,而且在此之後又接連創作出偉大作品的莫札特,在音樂之都的10年反而遭受冷落。這次來維也納之前,在莫札特的音樂聲中閱讀莫札特所屬的那個時代,我想我至少明白了一個很簡單的事實。因為,那個時代的主要聽眾是上流社會,而那些貴族們,無論是憑藉著音樂會張揚高雅、邀請音樂大師裝點門面還是真心喜愛音樂而鼓掌歡呼,都不可能把音樂家擺在平等的位置。再了不起的音樂家,在他們眼裡也不過是藝人和僕人而已,恭順則可,如果還想著尊嚴與平等,那就觸犯了他們敏感的神經。
生活在18世紀後期的莫札特,正逢歐洲啟蒙運動時期,人生最後的幾年又正逢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的前後。如果莫札特的生活環境一如父輩當年,如果沒有西歐南歐的10年,他在維也納的10年也許會屈從於卑微的地位,或者待在薩爾茲堡鬱悶終生。但他比同時代人懂得人的自尊和平等,而且,舉世無雙的音樂天賦給他足夠的自信自傲,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上流社會的傲慢無禮和自以為是。他說:
我不知道我是個宮廷僕役,這對我是個危險。人總有個自尊心,我雖不是伯爵,可是比起某些伯爵,我可能有著更強的自尊心。
不知道自己是個「宮廷僕役」就意味著危險,這其實就是那個時代音樂家們的悲哀。莫札特不僅有勇氣為自己的人格和尊嚴與上流社會抗爭,而且用他的樂曲和歌劇,以一種近乎法國「共和國公民」的姿態為「第三等級」的下層社會說話。他參加了提倡博愛、帶有啟蒙主義色彩的秘密團體共濟會,並且勇敢地以並不隱秘的方式公開支援共濟會。1790年,被稱作「音樂國王」的開明皇帝約瑟夫二世逝世了,維也納政府對共濟會進行控制和鎮壓。莫札特奮起抗爭,創作了諷刺黑暗政治的歌劇《魔笛》並親自指揮,直到臥病不起,兩個月後病逝於維也納。
(未完 待續)


莫札特在1791年12月卒於維也納,貝多芬在1792年11月從家鄉波恩來到維也納。鼓勵貝多芬前往維也納的是莫札特的忘年交海頓,也就是後人所公認的交響樂之父海頓。海頓比莫札特年長24歲,貝多芬則比莫札特年輕13歲。貝多芬從幼年記事的時候起,他父親就希望他成為莫札特一樣的音樂神童。他其實並非神童,而且在27歲那年患上了耳聾症,但最終成為與莫札特雙峰並峙的音樂大師,他的九首交響曲更是超越了莫札特。海頓、莫札特、貝多芬,維也納古典主義音樂因為他們而成為人世間不朽的至美。
莫札特之後的維也納,照舊奏著莫札特的樂曲,音樂家們也照舊是貴族豪宅的常客。年輕的貝多芬是維也納貴族沙龍最受歡迎的人物,他穿著華麗的衣服出入於上流社會,愛慕的對象也都是貴族小姐。他從來就不覺得他與貴族之間有什麼不平等,如果他願意,他可以跟心愛的貴族女子走進婚姻的殿堂。然而,種種不平等還是無可避免地發生了,他所追求的貴族少女看似就在眼前,其實遠隔千里。地位的不平等,愛情的一再破滅,耳病的日漸嚴重,讓貝多芬對個人命運和社會現實走向懷疑和反抗。
貝多芬生活的維也納,經歷了更劇烈的動盪和變革。1798年拿破崙以武力征服奧地利,廢除封建制度,承認公民平等,而且,由於奧地利被迫與法國建立了邦交,貝多芬可以直接從法國人哪裡瞭解法國革命。桀傲不馴的個性,憤怒激烈的抗爭,自由平等的理想,這一切與法國革命的暴風驟雨和拿破崙的摧枯拉朽一點就著,他不再停留在海頓和莫札特的樂曲裡,英雄的崇高和戲劇的力量成了交響樂的主旋律,抒情的樂章也充溢著崇高和莊嚴。
貝多芬與拿破崙大致同齡。1799年至1815年,從拿破崙到貝多芬,甚至可以說那個時代為數廣大的歐洲人,都好像充滿了戲劇性。趁著法國革命的時勢風雲,拿破崙成為歐洲的第一英雄,而且在1799年到1804年位居法國的第一執政。貝多芬則以英雄性的音樂轟動維也納,許多進步的貴族也在革命的浪潮中放下了身段,傾心簇擁在音樂大師的旁邊。1804年到1814年拿破崙稱帝,而且,這位法蘭西衛國戰爭的英雄很快成為不斷對外擴張的侵略者,奧地利一再遭受入侵和屈辱。如果說拿破崙做皇帝,讓最初為他創作《英雄交響曲》的貝多芬深感失望的話,那麼,這時候的貝多芬就只有憤怒了。正逢整個歐洲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之時,德、奧民族更因為拿破崙的入侵以及統治者的借此煽動而進入民族情感的狂熱狀態。這個時期的貝多芬,真正的好作品並多大反響,反而是一些表現民族情感卻無深度的作品被讚美得無以復加。他被視為「歐羅巴的光榮」,有些原本用在拿破崙身上的讚美都用在他的身上。拿破崙垮臺之後,歐洲各國統治者開了大半年的「維也納會議」,最後在1815年6月締結了一個復辟歐洲舊秩序的「神聖同盟」。以頑固堡壘而著稱的奧地利,幾乎要倒退到中世紀去,封鎖、檢查、監視、鎮壓,被容許的藝術活動只能是粉飾和娛樂。貴族們回到了習以為常的享樂主義,曾經狂熱的市民在庸俗和淺薄中尋找快樂。1815年的貝多芬說:「我們周圍的一切都使我們只能完全緘默」。
貝多芬和莫札特一樣,在樂曲中一再歌頌光明,尋找光明,最後卻死於黑暗時期,死於孤獨和貧困。雖然他們離世的日子相隔36年,與莫札特的整個生命一樣長久,但音樂家的社會地位並沒有太大改變。除非是在教會、宮廷裡有固定的職位,或者是得到某個貴族的垂青和贊助,如果只是憑藉著創作樂曲或者教授音樂,生存的困境就很難擺脫。晚年的貝多芬,點燃生命去創作,得到的卻是微乎其微的報酬,他甚至因為買不起鞋子而躲在家裡。他要走出生存困境,在當時就只能取媚貴族,遷就大眾,迎合流俗,而這些對他來說是無法忍受的。1827年3月26日,一個春天已經來臨卻又雷聲隆隆、風雪交加的夜晚,57歲的貝多芬走了。
一年後,一個在貝多芬葬禮上手持火炬的音樂家葬在貝多芬的墳墓旁,他就是舒伯特。他的生命比莫札特還要短暫,去世時還不到32歲。搖籃曲、小夜曲、自然的美麗、未來的夢想、詩歌的意境、民歌的純樸,很難想像這位早期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竟是一個貧困一生精神上也備受折磨的年輕人。他的作品明顯帶著早期浪漫主義音樂的特徵,但他的人生態度和生活經歷,更像是追求崇高的古典主義音樂家。他同樣是不願投合流俗,同樣是不願屈從顯貴,同樣是靠出版作品維持生計,因此也被貧窮和勞累奪走了健康乃至生命。他生前說過這樣兩句在當時看來相當天真的話:「大概應該由一個國家來擔負我的生活,好讓我能夠自由地、沒有任何麻煩地創作。」
這次來維也納,本想拜祭一下貝多芬和舒伯特的墓地,最後還是因時間緊湊不得不放棄了。不過,那些集合在維也納中央公墓一角的音樂大師們,原來的墓地大都不在那裡。莫札特死後和貧民、罪犯埋在一起,後來他的朋友們從無法辨認的墳堆裡找來一個可能的墓穴立了墓碑,又過了60多年,維也納人在中央公墓裡為他建了一座紀念碑。貝多芬和舒伯特原本在一個小公墓裡相鄰而葬,也是過了一個甲子,維也納人把他們一同遷徙而來,仍舊是相鄰而眠。施特勞斯父子直接葬在這裡。當小施特勞斯去世的時候,20世紀已經臨近門檻,在他之前的維也納,沒有任何一位元音樂大師,享有他那樣的榮華和榮光。


乘車又上了寬闊的古城環城大道,不到兩天,與這條路已是幾度相遇。它其實是一條「C」形的大道,「C」的兩端連接著多瑙河。19世紀下半葉,維也納人拆掉環城城牆,改建為環城大道,又請來歐洲最出色的建築師,興建了許多新古典主義建築。今天,乘車經過環城大道,新哥特式的維也納市政廳、新文藝風格的城堡劇院、新浪漫主義的維也納國家大劇院、新文藝復興風格的藝術史博物館和自然史博物館、新希臘風格的奧地利國會大廈,以及其它為數眾多的同時期建築,依然很醒目地聳立著。當初,這些建築以年輕的姿態扮演著各種古典,而今真的滄桑起來,100多年的歲月已讓她們增添了不少古老和典雅。
19世紀下半葉其實就是1848年歐洲革命之後。雖然這場遍及歐洲的革命在很快就歸於失敗,但影響之巨卻足以穿越19世紀下半葉直到20世紀的到來。人們習慣於把這場革命叫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資產階級奪取封建政權的意義來說的確是失敗了,但事實上參與這個革命的主要隊伍是平民,特別是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如果從中產階級的地位抬升和利益獲得而言,這場革命未必以失敗斷論。歐洲革命後的奧地利,無論梅特涅首相的專制政權如何打壓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都不得不面對公民社會已然形成、中產階級已經壯大的事實。為政治上爭取他們的支持,也是為經濟上刺激消費,當政者把音樂歌劇的品味與身份高下等而論之。從前連衣食溫飽都可能無法保障的平民,到了19世紀下半葉,有錢有自信走出家庭,融入社交生活。他們在環城大道上逛了精品店,喝了咖啡,吃了燭火晚餐,然後走向歌劇院或音樂廳,到了週末,還要去看看藝術館或博物館。也許可以這樣說,這個時代富裕起來的平民越來越效仿貴族式的品味,而那些無力消費的平民,則把他們當作羡慕或妒嫉的對象。革命與激情,理想與崇高,使命與莊嚴,日漸遠去。
這個時代,傳統貴族的社交生活中已屬於小圈子,音樂市場隨著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流而廣闊起來,音樂家們不必屈尊自己的人格以求得貴族的寵愛和贊助。浪漫主義大師李斯特出生在匈牙利一個小村子裡,他父親當初只能在貴族家充當奴僕地位的音樂家,幸運的是9歲那年父親把他送到維也納,向貝多芬的學生、鋼琴大師車爾尼學音樂,尤為幸運的是他趕上了中產階級紛紛湧入音樂大堂的時代。他在歐洲各大城市旅行演奏,不但有了豐厚的收入,還可以為公益事業慷慨捐獻。他的幾次愛情也相當轟動,其中最有名戀人是瑪麗達古伯爵夫人和卡洛琳公主。這種音樂家與貴族女子的熱戀故事,很難想像會發生在莫札特生活的¨18世紀後期或者是貝多芬生活的19世紀初期。李斯特的女婿是另一位浪漫主義大師瓦格納,出生於德國萊比錫一個小官僚家庭,5歲失去父親。他後來的盛名比起李斯特尤有過之。當他去世的時候,從平民到貴族,無數歐洲人為他落淚。

1888年的約翰·施特勞斯

維也納是名符其實的音樂之都,18到19世紀,幾乎所有的音樂大師都跟維也納有不解之緣。曾經在維也納生活過一個時期的暫且不說,莫札特、貝多芬和勃拉姆斯最終卒于維也納,車爾尼、舒伯特和施特勞斯父子更是生於斯卒於斯。老施特勞斯比舒伯特只年輕7歲,但生命短暫的舒伯特沒能等到1830年的法國七月革命,更沒有等到1848年的歐洲革命。七月革命拉開了歐洲革命的序幕,衝擊了奧地利帝國,專制政體和員警制度有所放鬆,音樂家的生存空間因此也有所改觀。不過,讓老施特勞斯父子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還是當時中產階級成為消費市場的主流,主導著流行時尚。這個時期的維也納,平民可以自由出入從前只有貴族才能出入的音樂廳、舞廳和咖啡館,華麗流暢的圓舞曲旋律響遍了維也納,男女相擁的華爾滋舞步開始取代宮廷「小舞步」,即使是同一時刻起舞,維也納起舞的場地也能容納全城四分之一的人口。老施特勞斯帶著他的舞蹈樂隊,走過了疲於趕場演出卻也不乏喝彩和榮耀的十幾年,雖然如此,他並不希望自己的兒子日後像他一樣做音樂家。1844年,當19歲的小施特勞斯不顧父親的反對拉起舞蹈樂隊的時候,老斯特勞斯怎麼也想像不到兒子後來受歡迎的程度。不管是哪裡的音樂會,只要有了小施特勞斯的名頭,哪怕他只是短暫出現,花高價的聽眾們就已經心滿意足。他不必只為一場音樂會而牽腸掛肚,他的登臺往往只指揮一首曲子,然後就趕往另一場以他名義舉辦的音樂會。他卷起的是世界旋風,風靡了整個歐洲,轟動了美國,被世人封為「圓舞曲之王」。

維也納市立公園內的小約翰·施特勞斯雕像

頗有商業頭腦的小施特勞斯,其實比誰都清楚在他活躍的時代,音樂已經成為大眾可以享受的商品,音樂大師的牌子就是滾滾而來的財源。他那種「跑碼頭」的演出、經紀人的操作以及大劇院的邀請、大公司的合同,不但受公眾的音樂瘋狂鼓舞著,更是由商業社會的金錢交易驅使著。處在峰巔時期的小施特勞斯似乎有所反省,他開始了圓舞曲和舞曲之外的創作,一度發憤於寫輕歌劇,寫歌劇,然而幾乎都失敗了。他已經無法安靜,無法莊重,難以深刻,而大眾也並不期求這些。只要他的圓舞曲還是那麼優美輕鬆,只要他的「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到處傳響,他就照舊是聲譽不衰。當他從事藝術活動50周年的時候,從世界各地飛來了極盡讚美的賀信和名譽會員證書。幾年後,小施特勞斯去世了,維也納有一半人為他送葬。


終於坐在了金色大廳,坐在了這個早已從電影電視中見過多次的音樂大廳。建築是1870年落成的,擁有世所周知的金碧輝煌和一流音響。樂曲是莫札特和施特勞斯的,全是早已傳遍世界的名作。樂團是維也納莫劄特管弦樂團,穿著18世紀的古裝。聽眾自然是爆滿的,即便像我這種隨意的人,今晚也穿上了由太太一路呵護的西裝。這真是個莊重的地方,從建築、音樂到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從打扮穿著到眼神表情,都有些異乎尋常的莊重。

金色大廳

不過,也許是期待太高了,今晚讓我滿意的與其說是音樂演奏,不如說是這個金色大廳。樂團的演奏水準跟金色大廳有些不相稱,樂師們對於演奏的投入更與莫札特的樂曲相距遙遠。我坐在最前邊,小提琴手的心不在焉,大提琴師的滿不在乎,幾乎是盡入眼底。心裡有些不快,隨即又想,我大概是過於苛求了。專為遊客的商業演奏,本來就不該期待太高。況且,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商業化時代,忙碌在緊張不堪的21世紀,還有這些音樂家和樂師們願意天天晚上登臺演奏,而我們這些聽眾還能有閒暇來到維也納、來到金色大廳欣賞一場古典音樂,無論怎麼說,都還是很慶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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