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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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明麗的春天，南法普羅旺斯鳥語花香。穿過一片又一片火紅的罌粟田，來到洛瑪冉 ( Lourmarin )，街巷靜好，餐館眾多，絕對是寫作人隱身的好地方。我坐在一塊古羅馬時期留下來的大石上，這種帶著歷史香氛的石頭稀稀落落散佈在主要街道的人行道旁，供行人閒坐。手裡捧著一本書，是卡謬一九四六年的作品《瘟疫》，作者一九六○年車禍去世，葬在此地。
這本書記錄了一場瘟疫的始末，充滿看似荒謬，實則極富人性的書寫，切實地告訴我們，當我們面對永無止境的失敗---比方說一場恐怖瘟疫的時候---我們能夠學習到甚麼。
與法國南部隔海相望，阿爾及利亞北部小城俄蘭，一個位於高地上的醜陋小城，擁有二十萬人口。一場措不及防的鼠疫瘋狂來襲，使得小城中人的生活步調、生活方式、思考模式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卡謬毫不留情，巨細靡遺一一道出。
當老鼠成批死去，在樓道裡走路，腳下會踩到軟綿綿的鼠屍的當兒，李爾醫生送走了病弱的妻子，迎來了自己的母親。媳婦身體不好進療養院休養，母親前來照顧工作忙碌的兒子，完全順理成章，天經地義。但是當我們將整本書讀完，我們才能了解，在這毫不起眼的一送一迎之間，李爾醫生的生命軌跡發生了怎樣驚人的變化。
四月下旬的一天，新聞社報導該城在這一天共收集到八千隻死老鼠的時候，人們只是覺得「稍有不安」，責成政府「採取有效措施」。李爾老太太反而處之泰然，「這就像那些時候一樣，」她語意含糊地說。這位睿智的老人家這樣對她的兒子表達她的心情，「我真高興能夠跟你在一起。無論如何，連老鼠也改變不了這一點。」醫生沒有完全聽懂母親的話。事實上，這位初來乍到的老人家已經想到了歐洲歷史上的黑死病---鼠疫。在災難來臨之時，她義無反顧，站在兒子身邊，盡自己的力量支持兒子，因為她唯一的兒子必定要站在抵禦災病的最前線，因為他是醫生。換句話說，在擁有二十萬人口的俄蘭城，在三分之一到半數人口將要在年內死滅的關鍵時刻，只有這位老人家意識到即將來臨的浩劫。
李爾醫生相信的是科學，當看門人死在他面前的時候，他面對了這一年第一個病例，是否鼠疫則需要實驗報告來證實。但是，政府負責醫藥衛生的部門卻不太願意積極去正視災情，不願意「打亂」這個城市的穩定。然而，死亡本身是會帶來驚恐的。一位比較富有的外來者塔霍住在旅館裡，他似乎很喜歡這裡的海灘，喜歡游泳，也喜歡此地的西班牙舞者和樂手。他有寫日記的習慣，因此，俄蘭城面對災變所發生的事情便在一本日記本裡留下了紀錄。而且，從他的日記裡，我們看到了李爾醫生的行止。他從更多的死亡病例中看到了災病的共性。然而，人們是這樣難被說服，他們相信，某種惡病是偶然發生的，它們一定會被克服，一定會消失，日子也一定會循著正常的軌道按部就班地過下去。
於是，當「鼠疫」已經被確定，而政府高層仍然抱著僥倖心理無所事事「等著瞧」的時候，李爾醫生站出來指出這「等著瞧」的政策絕對不智，當務之急便是要阻止細菌在數月之內消滅全城一半人口。
不幸而言中，鼠疫狡猾而瘋狂的進襲席捲全城。城市封鎖，不得進出。抵禦鼠疫的血清明顯供應不足。年事已高的卡斯特醫生正是世間為數極少的真正的救人者，他洞悉一切，絕不盲目樂觀，他更不相信那些平庸的官僚，於是穩紮穩打，積極投身試驗、製造血清的工作。甚至，連首當其衝的李爾醫生都感覺無助、感覺恐懼的時候，卡斯特醫生毫不動搖，繼續自製抗疫血清。卡謬在這位智者身上著墨不多，但我們卻從他的言行看到當我們面對強敵、面對永無止境的失敗之時，我們應當具有的智慧、勇氣、信心，以及永不歇止的持續奮鬥。
死亡人數每周從三百多直線上升，俄蘭市民從被封鎖，不得與外地的親友走動聯絡中感覺到孤獨、失落與不平，但他們仍然撐持著，希望能夠保持基本的生活方式。終至在大規模死亡來臨時，頹然承認瘟疫「殺死了一切色彩，否決了一切快樂」，而澈底地安靜了下來，接受了命運的殘酷宰割，城市陷入了死寂。塔霍的日記寫到，「瘟疫的第九十四天，死亡一百二十四位。」
李爾醫生忙得腳不點地，精疲力盡。塔霍站出來組織救援隊，按照醫生的指示為患者家屬接種，做必要的各種預防與隔離工作。不僅是年事已高的公務員參加了救援隊，連一心一意準備逃出城去的記者，都戰勝了「我不屬於這裡，我被陷在這裡真是委屈」的心理而勇敢地加入救援隊伍。也就是說，更多的人都明白了一個真理，抵抗災病不再是某些人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情，一定要團結起來，共同努力，而且不計個人安危。
終於，李爾醫生發現，他已經不像是醫生，不是在救治病人，而是在做一個宣判者，被病人家屬召喚到病榻前，診斷其親人確是罹患鼠疫，確實死亡，寫下紀錄，召喚運屍車，將其家屬送往隔離營地……。因為死亡人數激增，死者已經不再有保持尊嚴的告別儀式，不再被換上壽衣妥善埋葬，而是被運屍車運往一個大坑，灑上石灰，層層堆疊，草草掩埋……。
大家都累了，這種逐漸襲來的疲勞與絕望不但增強了一種漠然的情緒，而且使得需要支付大量勞力的事情變得更加的不可行。在這樣決然看不到希望的苦境中，塔霍的自省逐日加深，他認為，積極抗疫的行動是贏取和平唯一的方法。在贏取和平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持有同情之道。塔霍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當來年元月底鼠疫開始退卻的時候，他這位曾經大量接觸病人的英勇戰鬥者卻被擊中了。李爾同母親守護著他，直到他死去。
卡謬是非常澈底的唯物論者，他告訴我們，鼠疫桿菌絕不會就此死滅或消失，它們將潛伏下來，伺機而動。而我們，卻從他的書寫裡學習到應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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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gue by Albert Camus
中譯本：《瘟疫》
譯者：周行之
出版者：台北志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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