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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友社】
寫盡人生多少事(1)

作家、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林黛嫚專訪作家韓秀

林黛嫚:《團扇》之後,您陸續出版了《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永遠的情人:46篇藏書札記》、《多餘的人》、《文學的滋味》、《亞果號的返航》、《林布蘭特》、《尚未塵封的過往》、《塞尚》、《翻動書頁的聲音》等書,產量頗豐,大家都很好奇您如何分配你的日常生活?
韓秀:其實,最重要的是我不必上班,因此可以把每天最好的時間用來敲鍵。
每天早上七點鐘帶一杯咖啡下樓到書房,十點鐘結束敲鍵。之後的時間用於閱讀、寫信(手寫、貼郵票請郵局寄送的那一種)、處理家事、女紅、購物、園藝、烹飪,以及偶爾同朋友相聚等等。
早上那三個鐘頭就是直接將意念變成文字的三個鐘頭,非常珍貴。構思的時間可以同時做其他的事情,因此,早上的三個小時純粹是敲鍵。我也有「倒帶」的習慣,隨時隨地(除了開車的時間以外)將當日寫的文字字斟句酌回味一番,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會在腦子裡「存檔」,第二天逐字修改之後繼續向前推進。
出門旅行的日子,不帶電腦、沒有手機,全身心感受,寫筆記,留下當時當地的最初印象與感覺。旅行所得常常在日後化為各種不同的書寫,或小說,或散文,甚至納入傳記,並無定規。
如此這般,周末、假日照常做功課,除了住院開刀沒有休息日。
如此這般,就有了你所說的「產量頗豐」。
我覺得,現代社會,「有趣」的事情頗多,如果心不定,或者「坐不住」,是沒有辦法持續寫作的。
林黛嫚:這些書有長篇小說、讀書札記、名人傳記等,內容及類型都十分多元,請您大略介紹一下這些作品的內容以及創作淵源。
韓秀:《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是我最重要的以中國大陸為背景的一組短篇小說,完成的時期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曾經出版過,但是在幾十年的時間裡大修多次,最後交給允晨出版社的時候加了一篇三萬多字的長序〈懷想八十年代—那些人與那些事〉。這篇序斷斷續續幾乎寫了一年,伴隨著小說的修訂。完成的時候,感覺上把一條命送掉了一半。允晨發行人廖志峰先生不但不嫌這篇序太長,反而發現我有許多含糊過去了的「空洞」,希望我再有一本書來補足,比方說關於沈從文先生的點點滴滴,這就為《尚未塵封的過往》留下了伏筆。
《永遠的情人—46篇讀書札記》同你早先為三民書局編輯的《與書同在》一樣,是書介專欄的結集。文學類書籍實在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園,絕對是永遠的情人,不棄不離、生死相守。你一定注意到了,這一批書介百分之五十是翻譯文學,絕大多數是台灣出版品。華文創作中一半是台灣文學,另外一半是其他地區的華文創作,多半也在台灣出版,尤其是大陸作家的優秀作品在台灣才能見到未經刪節的全本。因之,情人們幾乎全是台灣出版品。我一向認為華文讀者一定要閱讀翻譯文學,否則怎麼可能知道別的國家和地區的人類在怎樣地生活著。當然,如果能讀原文書自然是好,但是,能讀土耳其文、匈牙利文、波蘭文、俄文、阿拉伯文、希伯來文等等的讀者畢竟是少。台灣出版的翻譯文學高質量地滿足了這方面的需要。在這裡,我要藉《文訊》這個平台向多家台灣出版社致上最高的敬意。當聯經出版《追憶似水年華》、木馬出版托爾斯泰全集、九歌出版《神曲》、台灣商務出版波赫士全集、桂冠出版里爾克詩集、貓頭鷹出版《黎明到衰退》、幼獅出版《世界文明史》的時候,每一個編輯部大約都不會將銷售業績作為最重要的考量。他們只是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件必須要做的事情。大塊、臉譜、遠流、麥田、允晨、洪範、商周、天下文化帶給我無數好書,還有業強、寶瓶、志文、時報、櫻桃園、馥林、野人、究竟、寂寞等等許許多多的大、中、小出版社都在沒有評文介紹,沒有登上暢銷排行榜,沒有賺到錢的情況下,開啟一扇扇明窗,引領著華文讀者去認識世界、認識人生。台灣社會、世界各地的華文讀者應當給予台灣出版界更多的掌聲,更有力的支持。這許許多多的書都在我的書房裡有著顯赫的位置,伴隨我度過無數悅讀時光。他們也一部又一部、一本又一本走進我的專欄。因此,我的書介專欄以及之後的結集都有著濃厚的感激之情,以及我個人從書中所得到的啟迪。現如今,我的這批書介文字已經將近一百二十篇,《翻動書頁的聲音》便是又一本書介合集。
《多餘的人》這本長篇小說講的是比《折射》更深刻的內容。一九七八年,我回到美國,身處政治中心華府。我是一九四九年以後被迫滯留在中國的美國公民中返回祖國的第一個人。因此,我從一個「多餘的人」變成了一塊「香餑餑」(齊邦媛教授語)。思想、文化、情感的激盪異常劇烈。而這一切在我停留台灣一年之後,沉靜下來。小說結束在我將再次踏上那塊土地,以不同的身分,不同的精神狀態。這本書醞釀的時間很長,我不斷地集聚著力量,讓自己能夠面對一些永遠不願面對的事實。允晨發行人廖志峰先生耐心等待,時時鼓勵,讓我心生感激。
《文學的滋味》是一本奇妙之書。當我在台灣商務出版了一本《韓秀show上桌—一位外交官夫人的宴客秘笈》、出版了一本《永遠的情人—46篇藏書札記》之後,台灣商務前總編輯方鵬程先生跟我說,能不能將文學與美食結合,來寫一本書。我欣然應命,《文學的滋味》由此而生。其實,古希臘以降,文學與美食總是結伴而行的,因之,文學的滋味格外豐富、格外美好。而我個人,在進入美國外交圈之後,便熱心於各式美食的烹製,頗有心得。在寫〈鹽的傳奇〉這一篇的時候因為陪同大陸學者傅光明造訪美國國會圖書館,當亞洲部研究員宋玉武先生陪同傅光明去瀏覽某些館藏的時候,我便坐在閱覽室裡等候。如有神助,我驚喜地發現周圍書架上集中了大量有關亞洲鹽業的中文書籍,於是,迅速地抄寫了許多的摘要。宋先生回來,我便告訴他我的收穫,他微笑,前兩天,一位學者調集了許多有關書籍,做完了研究,書卻尚未來得及歸檔。於是我同這一批書有了這樣的一段淵源,這些五顏六色的卡片被我插在電腦後面的資料板上,帶來一種嚴謹而詼諧的氛圍,直到這本書寫完、付梓。這一本書寫得極為舒暢,真是一本捨不得寫完的書,滋味妙極了。
《亞果號的返航》是《折射》的新版。《折射》這本書一九九○年初版。在四分之一個世紀裡感動了很多人也激勵了很多人,甚至改變了一些人的生活軌道。幼獅出版社的編者朋友們越來越感覺到這本書不只是反映出一個時代一種人生,她更有著一種激勵的作用,在告訴人們,無論怎樣的堅苦卓絕,我們仍然有機會實現理想,重點在於永不放棄以及隨時隨地做好前行的準備。改版之前,朋友們告訴我這本書將進入【小說館】,於是《亞果號的返航》應運而生。書前小序談及電影《亞果出任務》。讀者見到這篇短文,自然縮短了與書之間的距離。許多讀者對新版讚譽有加,令人欣慰。
《林布蘭特》這本書的出現也是很奇妙的事情。二○一四年台北書展期間,幼獅周雅娣、沈怡汝、黃淨閔三位跟我約稿,我答應了怡汝的專欄稿約,卻不能馬上答應淨閔的藝術家專書稿約,因為我已經答應另外一家出版社在這一年要以書信為經線貫穿出一本文林憶往,不能黃牛。淨閔善解人意,樂意耐心等到二○一五年。我們便談到要選哪一位藝術家來打頭陣。我毫不猶疑就說出了林布蘭特的名字,因為我已經研究這位藝術家很多年了。幼獅的朋友們都很贊成我的選擇,於是,我在二○一五年春,開始了這個浩大的工程,說浩大,毫不過份,因為各種原因,堆積如山的有關林布蘭特的各種語文的專書都有著大量的謬誤、扭曲、掩蓋、避重就輕,許多矛盾、許多不能自圓其說的部分需要釐清。以一支文學之筆去探索一位偉大藝術家的心靈、去還原四百年前的場景,需要握管人「搬到」阿姆斯特丹去,「走進」布雷街的畫室,「親眼目睹」藝術家的探索、同他一道掙扎與奮鬥。一百五十六天的抽絲剝繭終於達到撥雲見日的目的。這一役的成功給了我同編輯朋友極大的信心,我們在二○一六年再下一城,便是《塞尚》的出版。二○一七年七月,《米開朗基羅》的書寫工程竣工。
《尚未塵封的過往》是歡愉之書,也是哀傷之書。最重要的緣起卻是因為我是一個寫信的人,因此也就收到許多的來信,同朋友們聊天也就會談到一些信件的故事。方鵬程先生曾經建議我根據來信來寫一本書,廖志峰先生更是明確地表示過想要知道更多關於沈從文先生的點點滴滴。二○一三年年底,夏志清教授辭世,我在靜夜中打開夏公的專屬信夾,夏先生的音容笑貌躍然紙上。這本書,就這樣開筆了,二○一四年底完成了第一稿,寄給廖先生看,他很喜歡。但是,如果另外寫一本書來談沈從文先生,在記憶軸上便有著重複。如果以編年方式來寫,不但可以使文本更簡潔、清爽,而且可以從我的資料庫中挖掘出更多的資料來豐富之。我想寫第二稿,得到廖先生支持。於是,二○一五年成了我特別忙碌的寫作年。兩本截然不同的書交叉進行,其中的辛苦實在不足與外人道。結果便是,《林布蘭特》同《尚未塵封的過往》幾乎同時問世。透過這兩本書,我向林布蘭特、向夏志清教授、向沈從文先生、向端木蕻良先生……,致上我最深沉的敬意。而《尚未塵封的過往》更是以夏先生為主軸將半個世紀以來海峽兩岸文學出版的種種以及兩岸之間的文壇往事做了一個相當詳盡的記敘。相信,這本書的價值在讀者尋找當代文學史的參照物時,必然會顯現出來。
林黛嫚:您經常回台參加國際書展,您遊歷過許多國家的書展,談談書展對您的意義,以及您對台北國際書展的看法。
韓秀:感謝你提出這個問題。多年來,幾乎年年回台北看書展,心情是非常複雜的。國際出版界將台北國際書展列為世界四大書展之一,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華文書籍的出版重鎮是台北,而非世界任何其他的地方,台灣社會的出版自由為此提供了最為堅實的基礎,台灣出版界的國際視野也為此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倫敦書展、法蘭克福書展、美國書展大家都比較熟悉,我想在這裡談一談美國國家圖書節。我曾經在《幼獅少年》的專欄文章〈讀書日〉裡談到過二○一四年的圖書節,我很希望台灣的小讀者看到一個不太一樣的書展,因為他們將是台北書展最重要的客人。
美國國家圖書節是一個一年一度在九月的一個周末於首都華府舉辦一天的盛會,其最高宗旨是整個國家向作家、出版社致上最高的禮敬。主辦者是美國國會圖書館,二○一四年邀請了一百位作家,他們每人的一本著作,以及這本著作的出版社。贊助者是富邦銀行同《華盛頓郵報》,富邦銀行為作家同出版社的一切開支買單;《華盛頓郵報》則負責宣傳報導。盛況空前之餘,主辦者也聽取了讀者大眾的意見與建議,二○一五年便邀請了一百七十位作家,他們的全部出版品以及相關的所有的出版社。一如既往,贊助者富邦銀行提供全部財務支援,《華盛頓郵報》持續深入報導。以往,圖書節在市中心戶外進行,自二○一四年起,舉辦盛會的場地改為華府最大的展事中心,一樓二十個會議廳(每個會議廳可容納五百人)為作家們提供每位一小時的演講時間,二樓簽書區也為每位作家提供一小時的簽書時間,二樓也有一個書籍展示銷售的區域。讀者們在那裡安靜地看書、選書、排隊繳費。沒有任何書籍是減價出售的。作者、出版社、書籍在這裡備受尊敬,因為書籍擔任的是延續文明的重責大任。在這裡絕對看不到電子書、看不到電子閱讀器,這裡是古騰堡的世界,不受現代科技的影響。甚至,每年的元月二十三日已經被命名為美國的「手工書寫日」,在這一天,我會關閉電腦,鋪開信紙寫更多的信給朋友,或者製作手工書,來聲援這樣一個意義非凡的日子。
於我而言,台北書展能夠讓我在最短的時間裡蒐集到最多的台灣出版品,而且我也非常喜歡藉這一展示接觸到一些平時比較不會接觸到的國家的文學,比方說像匈牙利,二○一六年,匈牙利是台北書展主題國。他們的文宣做得好,以英文詳細介紹了這個國家的許多重要的現代作家。
現如今,書籍當然是商品,但同時,書籍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收藏品,是每一位讀者的精神家園。人類四大文明,只有傳統中國字還在我們的書籍裡存活著,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台灣出版界在文明的延續方面,功勞厥偉。政府應當真正重視一年一度的書展,應當給予書展實質性的支援。書展也應當同其他的展事區別對待,出版社絕對沒有必要為了場地費一再地傷透腦筋。
在版權交易方面,我也熱切地希望著台灣出版品能夠得到更好的介紹,使得外國出版社了解更多書籍的內容,產生興趣,樂意翻譯介紹。台灣翻譯人才濟濟,為一些好書翻譯短短三、五頁,應當不是一個問題。
台北國際書展應當像世界其他重要的書展一樣,對書籍表達出充分的尊重。書展是一個教育場所,教育人們「敬惜字紙」。書展絕對不應當變成一個大賣場。
林黛嫚:董橋曾說:「我很羨慕韓秀有過不少機緣近距離觀察這兩位前輩的哀樂。那是珍貴的一份洞悉。」這兩位前輩是指沈從文和老舍,能否談談幾件您和這兩位前輩相處的往事,也讓讀者了解一下所謂的「那一份洞悉」?
韓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我兩歲,從紐約坐船到上海。來到碼頭接船的兩位長輩是我的外婆同她的遠親趙清閣。清閣先生是著名的作家、戲劇家,也是老舍先生早年的合作者。於是,我小時候便常在舒家出入,為遠在上海的清閣先生同住在北京的舒先生悄悄地傳送信箋,親眼見證了兩位長輩的無奈,也見證了這樣一段淒美的愛情。關於舒先生,我寫過很多,在這裡講一個片段,一個未曾寫過的片段。
我同舒先生之間有著信任、有著默契。一九五八年,我剛剛進入初中一年級。我有一盒來自美國的組裝玩具,是各種形狀的鐵片,上面鑽了圓孔,可用螺絲釘組裝成飛機、輪船、火車頭、拖拉機等等,是科學家孫天風先生從美國返回中國的時候帶給我的禮物。舒先生的女兒舒麗看到了,借了去玩。這一天,我到了舒家,舒先生指給我看,方桌上亂七八糟地堆放著我心愛的玩具。舒先生一直說抱歉,我知道舒麗一向被母親呵護得很好,不怎麼珍惜東西的,我的玩具還在,並沒有毀壞丟失,也就沒有關係。我便很高興地跟舒先生說,不要緊,我來歸位就好。舒先生便聚精會神看我用一把小小的螺絲刀將擰得歪七扭八的螺絲旋開,將鐵片按形狀歸類,我的手指熟練、迅速地移動著,桌面很快被清理出來,玩具也都井井有條的被放進盒子裡。就在大功告成,我把盒子蓋好的剎那,我看到了舒先生眼睛裡的淚光。我靜靜看著他,知道他有話要說。他沉吟半晌問了一句話,日後,你大約不願意寫文章?我很堅定地回答,不,我不要寫文章,我要學造船。他揚起眉毛,眼神專注。我跟他說,我要造一艘大船,駛向大海,駛向月牙兒升起的地方,您同清閣姨是我要帶走的乘客。舒先生看著我,我們四目相望一聲不響交換了許多的信息。我們沒有說出的兩個字是「自由」。舒先生沒有創作的自由、沒有不改稿子的自由、也沒有不寫的自由,甚至沒有給心愛的女子光明正大地寫一封信的自由。少年時代的我早已感受到沒有自由的窒息之感,立志造船,嚮往著駛向自由。除此之外,舒先生當然明白,我喜歡他寫的〈月牙兒〉,我希望他只寫他要寫的文字。當然,數年後,學造船的夢想被徹底地粉碎了。我被迫下鄉,那是一九六四年,舒先生滿心絕望,他送給我最後的四個字是「吃飽穿暖」。之後,我度過了吃不飽也穿不暖的十二年。而舒先生,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被百般凌辱後投湖而去,終於完全地自由了。一九八三年,我成了一個寫文章的人,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寫的正是舒先生。二十六年以後,二○○九年年底,北京學者傅光明居然不顧某些人的反對寫電郵來詢問有關舒先生的事情,我便在電郵中寫長信給他細說從頭。根據這許多來往信件,他編寫了《書信世界裡的趙清閣與老舍》,交復旦大學出版。二○一二年四月,傅光明來到華府,我便有了機會直接將清閣姨的來信交給他,方便他研究清閣先生的晚景晚境。光明的這本書出版時遭到刪節,雖然董橋先生等許多人予以聲援,但是刪節未能避免。而這本書,正是我寄給夏公的最後一本書。在此之前,夏公給我的最後一封信裡也提到了他對舒先生早期作品的關注。這一切,經過了漫長的半個多世紀的歲月,最後,被收進了《尚未塵封的過往》,留下了一個較為完整的見證。 (未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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