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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期)
小說戲曲中寫到孩子們的死往往也不是出於悲憫，而是要表現某種精神，某種智慧或某種道德。孔子的後人孔融是東漢末年的朝臣，只因得罪了曹操被夷全族。在筆記小說《世說新語》中，孔融被逮捕的時候有這樣一段描述：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侍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複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小時候在課堂上學「覆巢無完卵」這句流傳上千年的話，老師講了整個故事，並且鼓勵我們像孔融的兩個兒子那樣不怕死。你看這兩個孩子，一個九歲，一個八歲，父親都被抓起來了，他們還勇敢鎮定地玩著遊戲。當父親為他們的性命擔懮害怕的時候，他們卻從容不迫地說出那樣富有深意的話來。二十年後輪到我給學生講這故事時，心裡卻生出許多疑惑。歷史上真有那樣不怕死的八九歲的孩子？真有那樣當父親被逮捕全家要被族自己也要被殺頭卻能從容不迫的孩子？倘若真有，那又是怎樣一個黑暗恐怖毫無人性的社會把他們打磨得視死如歸？
《水滸傳》是很受中國人喜愛的英雄結義小說，黑旋風李逵是其中最受喜愛的人物之一。說書人講他，戲台上演他，做父親的在兒女們面前說到他也是眉飛色舞。連他的那把板斧也被說得痛快無比神奇無比，卻很少有人去想他的板斧不知砍掉了多少無辜者的頭顱。在《水滸傳》第五十回中，李逵的板斧甚至把一個「方年四歲，生得端嚴美貌」的孩子也砍死了。之所以要殺這孩子，就因為他是滄州知府的兒子，而梁山泊的好漢們想把給知府看兒子的朱仝逼上梁山入夥。且看其中一段文字：
朱仝道：「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內還我。」李逵指著頭上道：「小衙內頭須兒卻在我頭上。」朱仝看了，又問：「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我把些麻藥抹在口裡，直馱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裡，你自請去看。」朱仝乘著月色朗朗，徑搶入林子裡尋時，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半個，已死在那裡。有詩為證：
遠從蕭寺看花燈，偶遇雷橫便請行。只為堅心慳入夥，更將嬰孺劈天靈。
中國文學素來喜歡以月光月色來表達相思相愛，唯獨這個「月色朗朗」的夜晚令我毛骨悚然。「好漢」李逵不但把一個幼兒殺死了，而且把他的頭劈作兩半，殺了之後又是那樣自在輕鬆。在這段文字以及隨後的大段描述中，除了「有詩為證」裡的「更將嬰孺劈天靈」似有憐憫之意外，其餘的地方簡直是熱鬧有趣得很了。那動不動就在小說中舞著雙斧殺出來熱鬧一番的李逵，在砍死了幼兒之後同樣帶著喜劇的色彩。中國人喜歡用「喪盡天良」這四個字，但這四字卻好像從來也不曾落在李逵的頭上，而那幾位與李逵一同謀殺幼兒的梁山泊人物——宋江、晁蓋、吳用、柴進、雷橫——同樣也沒有因為這件事而影響了他們在作者筆下和讀者心目中的好漢形象。倘若把一個無辜的生命看得有價值一些，我想無論如何李逵的形象都會大打折扣的，但令人遺憾的是他至今還是很多人心目中勇敢、仗義、爽快的好漢。而那個被他劈成兩半的四歲孩子，也沒有因為時代的變化而得到人們起碼的憐憫。三年前我在上海機場轉機時買了一副以「水滸」人物為畫面的撲克牌，翻到黑桃5，腦子裡「嗡」了一聲，上邊的人物是朱仝，那個四歲孩子正爬在他的背上歡喜地笑著，調皮地以稚嫩的小手撫摸著他的長髯。我真不知道讀《水滸》的人對這個孩子還有沒有印象，有印象的人看到這樣一幅圖畫又是什麼心情。
在個體生命可以被任意踐踏的社會，天真無邪的孩子同樣是沒有生命保障的。可怕的是這種社會不知從什麼時代就已經開始，即使從秦始皇開始算起，也有兩千年的歷史。而對個體生命的踐踏，並不只是帝王或權貴的濫殺無辜，事實上整個社會都漠視個體生命的價值存在。站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也是歷史背景下，才會發現生活在11世紀的蘇東坡，能為那些可憐的棄嬰溺嬰懷著深深的愛憐奔走呼告竭盡全力，有多麼難能可貴。
三
當一個時代遠去之後，或多或少會有一些人物出現在歷史的星空上。蘇東坡生活的北宋時代是一個中國文化全面成熟的時代，單是蘇氏父子就一門三蘇，眾所週知的還有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沈括、米芾等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和藝術家。今天的人遠遠地仰頭去看，但見那個時代人才濟濟，星光燦爛，但當你翻閱著他們的詩文以及有關記載向他們走近的時候，你可能會在敬仰和感動之餘，不無遺憾地發現在這些人物之間有太多糾纏不清的是是非非。
就說君子與小人之爭吧，它所激起的旋渦不僅把當時所有出名的人物幾乎都捲了進去，而且從那時直到今天，在漫長的歷史中一直餘波蕩漾，無數政治人物或文壇名家也都加入了筆戰。
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首先是修身，而修身就是要以儒家的道德來修身。雖然儒家也講中庸，但它所高懸的絕對的道德標準很容易導致價值判斷的兩極，並且深刻地影響到人的思維方式。到了北宋時代，儒學愈加極端化，價值判斷也愈加兩極化。且不說理學家程頤程顥，即使像東坡所至為敬重而為我們後人也聞之起敬的范仲淹和歐陽修，——「先天下之懮而懮，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和「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盅」的歐陽修，同樣局限於一刀切的思維方式和兩極化的價值判斷；而君子與小人之爭，正是因為這兩位偉大人物的加入而更為熱鬧。那時候范仲淹等改革派人物被保守人物攻擊為「朋黨」，宋仁宗因此問週圍人「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党乎」，范仲淹當即做了肯定的回答，歐陽修隨後就寫了著名的《朋黨論》。孔子當年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歐陽修說「大凡君子與君子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同利為朋」。范仲淹是一代政治家，道德文章都受人敬仰。歐陽修是一代文豪，又是文學領袖，按照那時的師門之說，北宋出名的文人大都可以列在他的門下。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來，兩人的影響都非同小可。積極的影響自是不必說，至於負面的影響，大概莫過於這種君子與小人一刀切的道德標準了。在他們之後，君子與小人之爭愈演愈烈，新黨與舊黨之間，師門與師門之間，文人與文人之間，一旦起了衝突就以小人論之。司馬光和王安石分別是舊黨新黨的領袖，兩人在政壇上針鋒相對，幾近白熱，但司馬光對王安石的為人和才幹始終是肯定的；而南宋以來直到晚清，大凡肯定司馬光的人往往都把王安石視為異端，罵作小人，連他的為人和才幹也一概否定。蘇東坡和王安石政見不同，多有衝突，東坡更是一再遭到新黨人物的迫害，但東坡途經金陵時還特意拜會已經退隱在那裡的王安石，幾年後王安石死了，他又撰寫銘文，給予很高評價。而蘇門弟子以及蘇門弟子的弟子，往往與王安石的新黨人物不共戴天，乃至於近千年來喜愛東坡的後代文人們，想到蘇東坡就想到那些迫害他的「小人」。還有些在當時遭受非議或流言的文人，借著為東坡鳴不平的機會聲討小人，與其說是朝著北宋的章穀李定們開火，不如說是朝著當時反對他們的人傾泄憤怒。
由北宋時代開始的君子與小人之爭可以說是一場千年筆戰。我曾經試圖評價，只見萬頭攢動，眾聲喧嘩，慷慨激烈。萬頭攢動，那幾乎都是我們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人物；眾聲喧嘩，卻幾乎都把君子與小人劃分得壁壘分明；慷慨激烈，是因為要站在君子的立場痛斥小人。這千年的筆戰涉及到太多的歷史背景和歷史人物，即使寫上一部洋洋大觀的巨著也難以一一道來，況且許多記載的真實性因為滲入了個人愛憎而無法確考。因此，寫到這裡的時候我真想躲開，然而要說透蘇東坡就似乎繞不開君子與小人的話題。這不僅因為他當時身處黨爭的旋渦，遭到政敵的迫害，而且因為他的被迫害，喜歡他的後世文人們一次次抨擊那些當年迫害過他的人，於是君子與小人的話題益加常談不衰。但我在這裡並不想為蘇東坡喊冤復仇，我想說的是他的寬容精神，這種寬容精神更足以體現他的博大心胸和慈悲情懷。
東坡一生屢遭政治陷害，對他下手最狠辣的大概莫過於章穀這個人。貶東坡於嶺南，於海南，想把東坡置於死地的正是此人。因此，後人論東坡者常談章穀，談章穀者則深為憎惡。記得我第一次讀李一冰的《蘇東坡新傳》，每感章穀對東坡用心之毒就有些咬牙切齒，恨不能把東坡救出嶺南海南，再把章穀放逐到那裡去。及待讀到東坡終於得以北歸，章穀被貶嶺南，不由得拍手稱快。然而，再往下讀，心裡就慚愧起來。傳記中全文引用了章穀的兒子章援寫給蘇東坡的一封信，又全文引用了蘇東坡的回信。章援的信淒淒哀哀，誠惶誠恐，他為了老父親向蘇東坡求情。他以為北歸的蘇東坡定能拜相，而拜了相的蘇東坡大概不會忘記他父親昔日的種種迫害，所以他滿紙淚水地寫信求情。蘇東坡抱病回信，信中說：
軾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
東坡不僅還把章穀作老友，從而打消章援怕他向其父報複的顧慮，而且讓章援轉告其父如何儲藥養生。臥病在床不久就辭別人世的東坡，竟不惜耗費殘餘的一點兒心力精力去向「仇人」的兒子親筆復信，還不厭其煩地要其轉告這「仇人」如何保養身體，這樣的心胸情懷在幾千年的傳統文人中鮮於見到，我這個21世紀的人也是遠不能及。
這其實也是一種人性高度，超越了那個時代甚至也讓我們今天的人也感到慚愧的人性高度。東坡能那樣做，並不只是因為心地善良或學養深厚。事實上，有無數善良的人們在對待自己心目中的小人時是毫不留情的，有無數學養深厚的文人總是鑽在君子與小人的道德標準裡衡量一切人，以為自己是君子就從不懺悔，覺得他人是小人就從不寬容。直到今天，中國文學中還是糾纏著太多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雖然說當今世界早已有了人類心理學、社會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等人文科學，使我們應該對人，包括所謂的「小人」，有比較理性的認識，但許多中國人還是習慣於君子與小人的道德評判。因為非黑則白，非是則非，非君子則小人，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的天性是要肯定自己的，因此非我則黑，非我則非，非我則小人，天理應當地把自己視為君子，誰反對自己就是小人，誰得罪過自己那就要睚眥必報。
東坡是九百多年前的人，是一個屢遭政治打擊九死一生的人，但他最終原諒了一再打擊他陷害他的章穀。東坡不可能完全脫離他所生活的時代和社會，所以他也在文章中用過「小人」這個字眼，他也曾經在朝廷政治鬥爭中急流勇進；但經歷了九死一生之後，他已經看透了讓人瘋狂的政治鬥爭，因此也很明白權力如何讓他昔年的好友章穀變得那樣歇斯底裡。他沒有簡單地情緒化地把章穀當作小人看，而是照舊把他當作人來憐憫。這當然需要廣闊的胸懷，慈悲的心腸，但也得力於他認知的通達。如果說鑽牛角認死理走極端是傳統文人之通病的話，那麼東坡則是一個相當難能可貴的反例。「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東坡的這首頗有哲理的詩最能說明他對人間萬物的認知態度，而他的人生態度與這種認知態度密切相關。東坡知道人對世界的認知是極為有限的，因此他不會盲目地以為他自己就擁有絕對真理；東坡知道同樣的事物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出的結論就不同，因此他不會隨意去排斥那些與他站在不同位置的人。即使對章穀，東坡也並未把他當作是一個純粹的毫無可取的小人。
東坡的頑強和達觀令人驚嘆，東坡的寬容和慈悲亦足令人動容。我曾經不止一次想過，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資源滋養了這樣一個人物。他推崇儒家精神，喜好老莊思想，又拜佛談禪，廣交僧徒，僅在他的詩文中就留下上百個有名有號的佛門人物。因為是個雜家，佛門沒把他看作是虔誠的信徒，孔廟裡也沒把他像韓愈、司馬光那樣擺上神位，就連素來喜歡造廟的老百姓，也不知該把他當作什麼神什麼仙。又因為他是個雜家，推崇儒家的人特別強調他的儒家精神，推崇老莊的人特別強調他的老莊思想，而信佛的人則特別看重佛教對東坡的影響。我曾有兩次機緣與佛門高僧茶榻談禪，巧的是他們都談到了東坡，而且一談到東坡就長眉飛舞，興致勃勃。他們顯然都認為東坡正是從佛學中汲取了智慧，所以才達到了眾生所難以企及的境界。誠然，東坡明顯受到佛家的影響，也明顯受到儒家、道家的影響。然而，傳統文人大都信奉儒學，卻很少有人像他那樣縱然在極其窮困的境遇下也滿懷濟世精神，九死而不悔；崇尚老莊的很多，卻很少有人像他那樣能站在宇宙的角度看待個人的得失；拜佛燒香的亦多，卻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具有平常心和慈悲心。
也許，簡單的邏輯推理是找不到真正的東坡的，沒有足夠的心胸和氣度也追他不得。我只能把仰慕之情化作一杯酒，遙遙祭奠九百年前的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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