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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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期)
三、鎮江文化的五大象徵
綜上所述，鎮江文化的家底是如此豐厚，並且非常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因而也就格外具有中華文明的持久性和對外傳播的價值。關於民族文化，魯迅先生曾說過類似的話語，即“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也就是說正因為不同民族各具不同特色的文化，這才、構成了世界文化的五彩繽紛。鎮江文化中的智慧與信仰、創造與交流、藝術與美感、民族與風情不僅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已經對世界文化的繁榮發展作出了其應有的貢獻。而海外人文社科尖端數據庫對此並沒有充分的體現，這就提醒本課題要對鎮江文化在構建對外傳播的話語時，可做進一步的凝練。正如人們一提到豐富多彩的美國文化馬上會想到美國文化的五大象徵一樣，因為這五大象徵——自由女神、芭比娃娃、《美國哥特式》、野牛鎳幣和山姆大叔（“Five Famous Symbols of American Culture”）能高度凝練、形象生動地讓人們立即領悟到美國人所具有的酷愛自由、充滿活力、積極開拓、誠實可靠和吃苦耐勞的美國精神，筆者在總結梳理了鎮江文化的底蘊及現狀後，在此，也擬提出鎮江文化的五大象徵，從宗教、教育、文學、藝術和飲食等五個方面，梳理鎮江文化中那已經走向國際、但需進一步與之關聯、能體現鎮江人民崇尚和諧、注重教育、勤勞善良、敬畏大地、發掘藝術和獨立創造的精神，以拋磚引玉，求得專家的批評與指正。
1、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1927年生，江蘇江都人。大師雖然不是鎮江人，但是筆者把他看作鎮江文化象徵性的人物主要在於他曾在焦山佛學院學習過兩年，汲取過鎮江宗教的養分，此後又將他的思想弘揚到了全世界。如：台灣佛光山法堂書記室為其所立的《星雲大師略傳》中就特別提及到他“1947年焦山佛學院畢業”。
星雲大師1967年創建佛光山，弘揚人間佛教”，樹立“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宗旨。先後在世界各地創建200餘所道場，並創辦美術館、圖書館、出版社、書局、學校、育幼院、醫院、佛光精舍、慈悲基金會等各種機構，致力於推動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業發展。有來自世界各地之出家弟子千餘人，全球信眾達百萬人之多。
星雲大師一生致力弘揚“人間佛教”，在廣泛参與社會活動之餘還筆耕不輟，著作等身，撰有《釋迦牟尼佛傳》、《星雲大師講演錄》、《佛教叢書》、《人間佛教系列》、《人間佛教語錄》等，並被翻譯成英、日、德、法、西、泰、葡等十餘種語言，流通世界各地。
當代高僧，前文所提及的曾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江蘇省佛教協會會長、鎮江焦山定慧寺方丈的茗山法師（1914-2001），就曾從其作品中獲得過養分，還在其日記中引用過他的話語：“逆境來時順境因，人情疏處道情親”（茗山794）。
習總書記曾於一年間（2014）兩次會見星雲法師，並讀完了法師贈送給他的《百年佛緣》全集。作為一代高僧大德，星雲法師不但具有超越凡人的智慧，而且是為人處世的典範。星雲法師一直在倡導人間佛教的因果觀、業力觀，致力於普及美善的教育。他認為，“中國夢”帶給中國更偉大、富强的發展，令人激賞。中國人民要實現幸福的中國夢，就離不開“善”與“美”。
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提倡五和：一、自心喜悦；二、家庭和順；三、人我和敬；四、社會和諧；五、世界和平。他促進兩岸交流，認為：“本來是一個中國，都是血緣關係，都是同一種語言，都是炎黄子孫”，讚同習主席所說的：“兩岸一家親。” 他認為：“我們不光說傳教，應該說是傳播中華文化。把中華文化傳播出去，一是聯誼僑民互相來往，二讓歐美人士知道除了信基督教以外，還有一個更有因果、更合乎人道、對生活更有幫助、讓心靈更安定的佛教，讓他們接受。”總之，星雲大師可以說是汲取過鎮江宗教文化，而又能將其傳播到世界範圍的典範。
2、馬相伯
馬相伯（1840-1939），祖籍丹陽，生於丹徒。他在興辦洋務碰壁後，決定以教育救國，毅然毁家興學，表現出罕見的奉獻精神。他先後捐出祖產良田3000畝、現金40000元和上海租界內8處價值10餘萬元的地產，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創建震旦學院，這是中國人興辦的第一所私立大學。當時各地有志之士趨之若鶩。後來，他又辦了復旦學院，這就是後來的復旦大學。“九一八事變”後，他九上電台，呼籲國人“立息內爭，共禦外侮”。1939年4月6日，愛國老人馬相伯百齡大慶時，中共中央致電祝賀，稱他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這一崇高的榮譽，肯定了老人對祖國和人民作出的傑出貢獻（范然 序言）。
天主教世家的家庭背景，使其很早，“對於人生觀和世界觀都已能不為那時中國社會的見解和習俗所拘束”，“知道天子也和我們一樣，同僞造物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面前，同是平等”（馬相伯 137-138），而“民主”與“科學”到了他60雖以後才成為時興口號。19年的西方耶稣會教育，使其成了一位精通拉丁、希臘、英、法、意等多國語言、學貫中西的文化人。他認識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復旦大學》 1991: 312），他重建了孔子以來“有教無類”的傳統，不論年齡、不論貧富，只要有才華，願意學的人，他一律收入門下（譚山山 233）。他所提倡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馬玉章）被寫入復旦校歌之中，成為復旦人DNA的一部分。
馬相伯在中國建立一所理想大學的構想為：“該校有責任促進整個國家的文化和倫理道德的振興和改造”（譚山山 235），而這也正是他“內之以修立國民之資格，外之以栽成有用之人才”（朱維錚 50）的教育思想的體現。雖然，他在評價自己的時候說：“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没有把中國叫醒”（張衡 12）。但在弘揚中華文化、傳播中華文化方面，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在高等教育領域，依筆者拙見，很難想象出比馬相伯先生所做的、更加富有成效的辦法，光看看那曾經主動受教於他門下的那些學生名單，我們就只能嘆為觀止了，他的學生有：蔡元培（1868-1940），黄炎培（1878-1965），李叔同（1880-1942），于右任（1879-1964），邵力子（1882-1967）等等，而這些學生在繼承、發展與傳播中華文化方面，所做的巨大貢獻，非筆者這等閑之輩所能妄下斷言的。同時，他作為一位從天主教家庭走出來的天主教徒，能够對我國的教育事業做出如此巨大的貢獻，同樣也說明了鎮江宗教在當時的發展與繁榮，以及中華文化的兼容並蓄。 (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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