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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即使把一百次算作一次，也說不清楚我來黃河邊有多少次了，但這次距上次相隔了五年。如果說五年前的那個冬天黃河水已讓我驚愕失望的話，那麼這一次我就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這本該是百川灌河洪水暴漲的夏季，黃河卻像冬季乾旱的小河，緩慢無力地蠕動著，幾乎讓我感覺不出它還在流淌。河床倒退了十來裡地，種上了玉米和高粱，綠旺旺的莊稼連同河邊細裊裊的蘆葦都在輕鬆愜意地迎風抖著，在這危險的季節好像忘記了黃河的存在。
黃河在歷史上數十次改道，上千次決口，史書上有許多驚人的記載，但最可怕的變化應該就在這三十來年。這變化不是轟轟烈烈的大改道，也不是鋪天蓋地的大決口，而是悄悄地不斷地減少著水流量。當它出現斷流的時候，人們才驚呼一聲：黃河乾涸了！
黃河是喜怒無常功過參半的大河，兩岸人對黃河始終是一種複雜的感情。當它不洪不旱灌溉沃野的時候，人們感激它；當它決堤崩潰洪水泛濫的時候，人們詛咒它；當它流量銳減田疇乾涸的時候，人們抱怨它。而對所有的中國人來說，想到五千年前文明的淵源和一千年前歷史的燦爛，人們就把黃河看作是搖籃和母親而由衷地讚美，於是在音樂家壯美的樂聲中，在畫家淋漓的潑墨裡，在文人慷慨的筆下，黃河都是那麼洶湧奔騰，一瀉千里；而想到中國後來的衰落，黃河就變成了沉重、嗚咽、苦難的河。
我的童年在葫蘆莊度過，那時的葫蘆莊大概是黃河岸邊無數村莊中距離黃河最近的一個村莊了。本來這個地方難以居住生存，是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和陝西等中原各地逃荒的難民陸續跑到這裡，在淒風苦雨中漸漸就成了一個村莊。我爺爺就來自河南，奶奶就來自山東。從幾裡開外的上游往南看，葫蘆莊似乎陷落在茫茫河水之中，黃河從西南北三麵包裹著它；站在黃河古道沖成的高坡上往西看，葫蘆莊就像大水之中的一星點綠洲。每年從農曆六月初到八月底是河水上漲的時節，葫蘆莊的村巷裡、壕溝裡到處都是渾黃的河水，河水兇猛的時候整個村莊就成了一個飄浮在大水之中的葫蘆了，葫蘆莊因此得名。
葫蘆莊人喜歡種葫蘆，葫蘆風乾曬乾之後就可以背在身上，充做救生圈。黃河水含泥帶沙，濃稠有浮力，一隻葫蘆浮得起一個人，葫蘆莊人有了葫蘆就不怕洪水。與其說膽大勇敢，不如說對洪水的襲擊早已習慣。記得我五歲那年，當洪水撲入小巷湧進院子甚至竄到房間的時候，奶奶照舊盤腿坐在土炕上搖動著紡車織線。忽然聽見魚在屋子裡跳得劈劈啪啪響，我喊著要下炕捉魚，奶奶不許，然後她自己挽起褲腿，下炕關門，從水裡摸出一條大鯉魚。葫蘆莊人知道，黃河漲水通常只有一頓飯兩袋煙的功夫，只有當黃河接連漲水的時候，他們才會把葫蘆掛在背上傾巢出門，跑到黃土高坡上躲一躲。大水過後，各回各家，漂浮了幾個小時的葫蘆莊又落地生根。
我的童年就在這樣一個有些傳奇色彩的小村莊度過的。那時正是文革初期，父母遭到衝擊，我和奶奶躲在鄉下。七歲時到父母身邊，在縣城上學，但每逢暑假我必定要回到葫蘆莊來。兒時的我對黃河帶來的災難沒有多少體會，只有洪水衝來的屍體讓我知道黃河的恐怖。葫蘆莊人說女人屁股大，臉朝上，男人屁股小，臉朝下，有一天我就這樣壯著膽子辨認著上游衝來的浮木一般的男屍女屍，初次體會到死亡的恐懼。但那時畢竟是貪玩的童年，黃河給予我的是無窮盡的野趣。我常與一群野夥伴在野河灘裡追逐野鴨野兔，更快意的是在河灘水窪裡摸魚。我們各自拔幾大蓬蒿草，赤條條下水，齊刷刷站成一排，然後把蒿草放在胸前推著走，一直推到水窪的另一頭，於是群魚被迫現身，劈啪亂跳，白光閃爍。及至少年時代，雖然仍以下水摸魚為樂，但每次摸魚之前，都要面對著黃河默然良久，儼然是大哲大賢，間或長嘯一聲，似乎有壯士的情致。儘管幼稚，但情感至為神聖，那就是和許多中國人一樣，把黃河當作母親，當作整個中華民族。後來上大學，正是80年代文化反思的時候，我每逢假期回故鄉，都要在黃河岸邊走一走。石頭壘成的堤壩擋住了洪水，河灘上很少有水窪，水窪裡很少有魚，縱然有很多魚我也不會赤條條地跳下去了。我只是在長長的河堤上散步，思緒紛紜，我眷戀著黃河，也審視著黃河，它雄渾的氣勢讓我心胸開闊，它喚起的歷史滄桑又讓我覺得沉重。再後來，離故鄉越來越遠，一想到黃河心底就泛起鄉愁。大概就因為小時候常在黃河邊戲水，我特別喜歡去有水的地方，喜歡海上乘帆，湖上泛舟。現在我住在舊金山附近的海邊，窗外懸崖之下就是大海。悠悠海水把我的思緒牽向黃河，海濤聲裡聽得見黃河水的淺吟低唱。
無論黃河岸邊多麼蒼涼，它都是我夢之所系。我熟悉這裡的一切，但這次回來發現一切都變了。滾滾大河變成了緩緩小河，大片大片的河床變成了田野，葫蘆莊與黃河拉開了距離，而我此時置身的河岸在幾年前還是河床的中心地帶。僅僅幾年，已是滄海桑田，三十多歲的我似乎已可以說些積古話兒了。
‧二‧
葫蘆莊是各地難民遠道而來形成的小村莊，只有兩百多年歷史，但緊相毗鄰的舜帝村是傳說中舜的故鄉，十公裡外的蒲坂是史書記載中舜的古都。舜帝村從前有舜王廟，現在只剩下一個刻著「舜帝故里」的大石碑。歷史學家說舜帝是遠古時代的部落首領，舜帝村人聽不懂，他們或說舜帝做的陶器又結實又好看，或說舜帝能耕善種，是犁地的好把式。黃土坡上無意間挖出一個清朝的古墓，也讓他們油然想到了舜帝。舜帝村來過許多歷史學家，有人肯定這裡就是舜的故里，有人否定，無論肯定還是否定，都說這裡是華夏文明最古老的地方，郭沫若就把這裡譽為中華民族文化搖籃的中心。葫蘆莊託庇而自豪，老年人說舜帝村是樹根，葫蘆莊是樹杈，幾裡地以外的遠葉村和小葉村都是樹葉。他們不知道，如果把舜帝故里比作樹根，那麼中原各省都可以比作樹杈，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遊子都可以比作樹葉。
葫蘆莊位於山西省永濟市，永濟市古稱蒲州，更遙遠的古稱叫做蒲坂。蒲坂位於山西、陝西和河南三省交界的地方，正所謂「雞鳴三省」。從這裡往西三百多裡是西安，往東四百多裡是洛陽，再往東一點兒就是開封了。一千年以前，在比一千年還要遠為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都集中在黃河流域的這一帶，西安、洛陽和開封以古都而聞名於世。蒲州鮮為人知，但它的歷史也許比西安和洛陽還要悠久。在歷史學家繪製的地圖上，蒲坂是夏朝的都城。
最近歷史學家把夏朝的歷史遠溯到公元前兩千多年以前。夏朝的蒲州渺不可尋，縱然再了不起也早已隨風而去，只有考古學家才可考證一二。先秦時代的蒲州還清晰可辨，史書上多有記載。春秋時代蒲州屬晉國，戰國時代屬魏國，因其地處秦晉豫要衝，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進入紀元以後，蒲州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裡一直是河東郡治所，至唐代更隨著整個中原的極盛而臻於極盛。特別是盛唐開元年間，蒲州為河中府，建號「中都」，與西都長安和東都洛陽鼎足而立。
那時，蒲州城西門外有一浮橋，是黃河上最早的浮橋，肇自公元前541年。經過一千多年的興興衰衰，到盛唐元年間而進行大規模改建，竹索變成了鐵索，鐵索維繫著一隻只木船，兩端繫在鐵牛身上，鐵牛由鐵人牽著，連接著鐵柱鐵山。兩岸各有四個鐵牛鐵人，由於黃河改道，鐵牛鐵人都被深埋在淤泥之中，考古學家遍覓不得。1989年夏，原來位於東岸的鐵牛鐵人終於被發掘出來，轟動海內外。我與鐵牛鐵人雖為同鄉，但因客居東京，見到他們時已是1992年的秋天了。四隻鐵牛圓目如怒，豎耳似聽，肌肉隆起，壯碩沉厚，正是盛唐雄風；四個鐵人的神情和服飾各有不同，分別代表漢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和藏族，正是盛唐時代民族大融合的氣象。
唐代的蒲州興盛繁華，人文薈萃，單是詩人就有一大群。大詩人王維和柳宗元祖籍這裡，中唐詩人盧綸、楊巨源、暢當、呂溫和晚唐詩人柳中庸、聶夷中、司空圖等都是此地人。外地詩人也紛紛前來，在這裡觸發靈感，吟詩作賦。到處都留下古人的詩句，最有名的還是王之渙的《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宏大的景象，雄渾的氣勢，開闊的情懷，這是典型的盛唐之音。而今，湮沒數百年的鸛雀樓正在重新修建，站在尚未竣工的鸛雀樓上，往東南看是蒼蒼中條山，往西南看是莽莽華岳，往西看就是黃河了。雖然蒲州早已失去當年的繁華，黃河細瘦了很多，但大氣猶在。有位學者來到這裡，遠眺著夾峙黃河而遙遙相對的中條山和華山忽有所悟。他說「中華」兩字就來自中條山和華山，因為這一帶是中國文明最早的發源地。他的說法是否成立姑且不論，當我站在尚未竣工的鸛雀樓上的時候，只覺得騁目所見正是一派古老悠久、渾厚蒼涼的中華氣象。
蒲州城舊址以東，在黃河古道沖積而成的黃土高坡上有一佛寺，佛寺裡古塔高聳。這佛寺就是以韻事風流的《西廂記》故事而出名的普救寺，這古塔就是鶯鶯塔。《西廂記》故事源自元稹的傳奇小說《鶯鶯傳》，《鶯鶯傳》的故事其實就是元稹自己的經歷。小說裡的張生和崔鶯鶯始終處在「情」和「禮」的矛盾之中，他們的悲劇本與老夫人無關，而是他們自己的觀念和性格造成的。到了金代董解元那裡和元代王實甫那裡，《鶯鶯傳》才成了一個才子佳人皆大歡喜的古裝戲。但無論是哪個時代的人來改編這個故事，都得把故事發生的背景放在唐代，因為只有那時的蒲州才是那樣的繁華，崔鶯鶯和他的家人才會長年寄宿在普救寺，從東都洛陽出發奔赴西都長安趕考的張生才會繞道跑到中都蒲州。
大膽地讓想像力放馬一下，仿佛看得見蒲州城當年的景象：亭台樓閣，紅磚碧瓦，遊人如織，揮汗成雨，其間有才子佳人來往穿梭。俊俏的紅娘走過來了，美麗的鶯鶯走過來了，瀟灑的張生走過來了，他們都是外地人，應該還有許多本地的才子佳人。唐代的蒲州是個出美人的地方，楊貴妃就是這裡人。當年她送給安祿山天下寶物四十餘種，排在最前邊的是故鄉的桑落酒。
蒲州隨中原的興盛而興盛，也隨中原的衰敗而衰敗。北宋時代朝廷重文抑武，軍力虛弱，致使強敵壓境，但生產發展，經濟繁榮，中原仍舊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當開封城作為北宋的都城而極盡繁華的時候，蒲州城也是一個週長二十餘裡的繁華城市。後來金兵南下，佔領蒲州城，再後來又被元軍攻陷，戰火頻頻，鬼聲啾啾，城垣殘破，橋廢渡絕。公元1368年明太祖建立新王朝，三年後蒲州城得以重建，但無論如何也覓不回唐時的氣象和宋時的繁華了。1555年晉陝豫大地震，蒲州城幾乎整個覆沒。到了所謂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蒲州城也不過是一次次的修修補補。清朝末年，更隨著整個中國的衰敗而衰敗，殘破不堪的老城在戰火中化為灰燼，閱盡滄桑的鐵牛似乎再也不忍目睹，沉入淤泥。
悠悠千古，蒲州出了許多風流人物，故鄉人驕傲地說唐多詩人，宋多畫家，明多將相，清多藝匠。唐代的蒲州蕩人詩思，宋代的蒲州撩人畫意，明代的蒲州仍算是文化古城，出了不少由科場到官場的得意人物。民間流傳這樣一首歌謠：
一巷三閣老，對門九尚書。
站在古樓往南看，二十四家翰林院，
大大小小州縣官，三斗六升菜籽官。
中國人以做官為第一要事，因此蒲州人以官多而自豪。其實，明代以八股文取仕，八股文考出來的人未必有真本事。蒲州出的官雖多，但像楊博那樣能文能武而青史留名的卻是寥寥。即使多幾個楊博，給故鄉也注入不了多少元氣。而清代的藝匠們手藝再精巧，也不過是給殘破的蒲州城修繕一下門面罷了。
我小時候曾有幾次跟著父親到蒲州一帶打獵，走過空曠而寂寥的河灘。古老的蒲城沉埋在泥沙中，只留下幾處半露在地面的城垣映在夕陽的殘照裡，荒草萋萋，狐兔出沒。父親給我講當年蒲州的輝煌，讓我覺得每一塊破磚殘瓦都在落寞中嘆息。少年時代讀了些蒲州的歷史，曾獨自來到這裡發思古之幽情。坐在黃土坡上，望著坡下幾絲細裊裊顫悠悠的炊煙，聽著斷續幾聲雞鳴狗吠，我想像不出一千年前這裡的繁華景象。後來去洛陽，到開封，才知道蒲州的衰敗不足驚奇。在去開封的火車上，我腦子裡一直浮動著北宋人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畫面，到了開封才知道那個繁華熱鬧的汴京城早就埋到黃河下邊去了。
中原各地的歷史很相似，中原各地的文化習俗、生活節奏甚至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都很相似。正因為如此，當來自中原各地零零星星的難民跑到葫蘆莊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多少生活上的差異，更沒有什麼文化衝突。他們來自不同的樹杈，卻同屬於一個根。
‧三‧
回到葫蘆莊，去世多年的楊二爺總是在我的腦子裡揮之不去。
楊二爺家離我的葫蘆莊老屋只隔一戶人家，我小時候對他的勤勞能幹、剛強好勝多有所聞。聽說他年輕時是種莊稼的好把式，他可以一個胳肢窩裡夾一個生雞蛋犁一畝地，不僅雞蛋無恙，穀子還比別人撒得勻稱。他愛他的土地勝過一切，他撈魚而不吃魚，把撈來的魚埋在地裡漚糞，甚至用衣襟把路上的牛糞捧回來，再撒到自家的地裡。50年代土地充公，他照舊苦幹，直到腰如蝦米。然而，到老仍然家貧如洗，只有家門口那棵合圍粗的老槐樹給他一種特別的安慰，他常坐在這棵槐樹下對人說：「我日後就用它來做個大棺材。」孫子長大了，要娶媳婦了，他又對人說：「算了，這老槐樹就歸我孫子了，給他做傢具。」有一天鄰居聽他說他想跳黃河一死了之，也好省個棺材錢，幾天後果真就跳黃河了，屍體漂到幾十里以外才浮上岸來。而他的孫子最終也沒得到那棵老槐樹，因為那老槐樹長在家門外，因此就被充做集體的財產砍伐了。
我一直覺得楊二爺的一生濃縮了許多黃河人的悲劇，他們只知道種地，只想得到溫飽，然而，種地也不能安安穩穩，溫飽不過是裹腹而已，遇到災年或兵荒馬亂，裹腹也難。因為吃慣了苦，他們驚人地能吃苦，但辛苦換來的還是苦，甚至更苦，不可思議的辛勤贏得的卻是不可思議的貧窮。漫漫千年，漠漠原野，多少曬黑了的累彎了的榨幹了的脊梁！
悲劇既來自外部的災難，更來自自身的因素。唯其如此，更讓人悵然。中原的衰敗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原因很多，簡單地說就是過於封閉保守。僵死的社會機制、可怕的愚民政策和迂腐的道德說教把人們層層束縛起來，小農經濟把人們局限在狹小的土地上。與其它地區相比，中原一帶是最悠久也最典型的小農經濟。種棉花有衣穿，種莊稼有飯吃，養豬吃肉，養雞吃蛋，這就是理想的生活。而中原一帶旱災、澇災和蟲災時有發生，還有那戰亂頻頻，人禍連連，於是能吃飽肚子就已滿足，肉食者就是所謂的有錢人。人們終生困守在一個小地方，方圓幾十里似乎就是普天下，外邊的世界是不知道也不懂得去尋求的。甚至婚嫁大事，也是越近越好，遠村不如近村，近村不如同村，同村不如遠親，遠親不如近親。如此婚姻風俗，再一代代延續下來，連人口素質乃至人的相貌都要大打折扣。從自然環境來說，山西越往南條件越好，越往北條件越差；然而，姑娘的相貌卻與此相反。山西人說，晉南的姑娘像蘿蔔，太原的姑娘像洋水蔥，大同的姑娘像花瓶。語雖誇大，卻也不無根據。大同地處塞北，歷史上幾度民族大融合，又因為太窮，走南闖北的人時來時往，人口流動頻繁，無形中促成人種的混合；而晉南的自然條件相對較好，又是典型的小農經濟，人們死守故土，且多近親結婚。
歷史的興衰就是如此。當其興盛之時，似乎一切都隨之興盛，興盛與興盛彼此促動；當其衰敗之時，似乎一切都跟著衰敗，衰敗與衰敗互為因果。幾年前，當你置身蒲州城外光禿禿的黃土高坡的時候，你想像不到這裡曾是林深鹿奔；當你走在蒲州小鎮冷清清小街上的時候，你想像不到這裡曾是繁華的都會；當你發現在我的故鄉很少看到亮麗女孩的時候，你想像不到這裡曾是楊貴妃生長的地方，鶯鶯們和紅娘們曾在這裡流連忘返。
我之所以把時間界定在「幾年前」，是因為這幾年故鄉已經發生了變化。蒲州鎮的荒涼正悄然退去，普救寺大規模修復，鐵牛鐵人重見天日，鸛雀樓即將竣工，各地遊客出現在蒲州街頭；葫蘆莊也漸漸走出古老的歌謠，手扶式拖拉機代替了牛車的節奏，電視機在悄然改變著人們的想法，一些年輕人再也不想死守著貧瘠的土地，跑到遙遠的大城市開餐館去了。在葫蘆莊，一位老鄉親的話最讓我感到高興。他說：「大傢伙兒眼界開了！」
眼界開了，對中原人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兩千年多年前莊子以寓言的形式寫黃河東流，望洋而嘆，見大海才知自己的渺小，一千多年前王之渙眺望著黃河，寫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詩句，兩個人傳達的道理其實是一樣的，就是要有開闊的視野。數百年來，中原人目光短淺，為此吃夠了苦頭。但我始終相信黃河兩岸底氣未盡，中原大地底氣猶存，只要中原人視野開闊，不再封閉保守，這底氣就會有噴薄而出的一天。
註:此文章曾經獲得首屆老舍文學獎，並被《北京文學》雜誌社列入2001年中國文學排行榜散文類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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