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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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要隔了一段時光才能檢驗的，文學也是如此。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張愛玲是個異數，也是評論界繞不過去的一座界石。為什麼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子，並無系統的寫作訓練，生活經歷也基本上只限於很小的一個範圍，而寫出的小說在今天讀來還是那麼鮮活，那麼觸動人心？自從張愛玲出走大陸，歷時六十多年，中國小說界還找不出第二個類同者。最常為人拿來和張愛玲相比的王安憶，有著張愛玲的細緻綿密風格，但全無張愛玲心底的冷僻和眼光的透徹。而且，在結構和文本的把握上，也不能同日而語。同樣一部關於上海的小說，‘長恨歌’王安憶是以一個主人翁被謀殺的小概率事件來結局。而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卻使人覺得范柳原和白流蘇的歸屬只能如此，順應了天時地利人和，小說的心理引導使得結局不可能有第二種出路。從小說評論的觀點來看，王安憶是寫了一個故事，雖然是個不錯的故事。而張愛玲寫出了命運的必然性，一環扣著一環，絕不可能逃避的必然性。張愛玲以四分之一的篇幅寫出王安憶極力想表達而沒表達透徹的女人命運，孰高孰低一相比就分明了。
小說的精華不在於篇幅長短，也不在於大場面和日常瑣碎。而是看小說家是否能捕捉著人性在不同時空中的一致性和分歧性。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敏感脆弱的性格，境遇，和所處貴族社會的局限使得她和沃倫斯基的結局只可能是那樣。而契科夫在短篇小說‘跳來跳去的女人’，中講了一個差不多的婚外情故事，同樣描述了女人的困境，無奈的結局。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是場盛大正式的俄國下午茶，佈置了鮮花和銀器，豐盛的點心和魚子醬。出場人物一個個正裝，女士們鮮衣美服，裙裾委地，戴著寬簷帽。男人們胸前則掛滿了表明頭銜的勳章。而契科夫的短篇是剛走出書齋的教書匠，肩上還有粉筆灰，袖口上染了一塊墨水跡。閑閑地走到街角咖啡館，點了一杯義大利濃咖啡。
托爾斯泰和契科夫都是吃透人性的大師，一把鬍子了。但張愛玲寫傾城之戀等一干小說時才二十多歲，我們在那個年紀人生經驗不足，連自己的切身事情都處理不好，更談不上把握人性了。以張愛玲的年紀，她為什麼會有那種通透明徹的悟性呢？
天才是很難被分析透徹的，你可以說是家道的中落，社會的崩潰，使得小小年紀的她就看到世事無常。你也可以說她天性多疑善感，看出人性表像下的虛偽和無奈。你更可以說張愛玲是個老靈魂轉世，投胎為人幾十次了，看盡了人世間的倉促，猥瑣，無謂，把大家認為美好的事物用解剖刀剝開來給你看——喏，你奉為聖明的東西，其實就是這麼血肉模糊的一團。拿在手上仔細地看看吧。
在‘傾城之戀’中，失意的白流蘇離婚回到娘家，吃口白飯，低了頭做人。如果兄嫂稍微對她好些，那麼，她也可能就這樣埋沒一輩子了。正是兄長對她苛刻，挪用她的錢財去做股票投機，輸個精光。嫂子們又處處言語帶刺，雞雞狗狗地耳根不得安寧。跟母親訴苦，也只是收穫一句和稀泥的答覆。由此堅定了她要離開這個家的決心，去尋找自己的第二春。張愛玲在這兒玩了個狸貓換太子的手法；本來要跟七小姐相親的范柳原卻看上了她。這個就是小說中的峰迴路轉，使得本來灰暗無望的局面，轉化成一切都有了可能。但是流蘇吃不准花花公子范柳原是跟她玩玩呢，還是真心喜歡她，要跟她結婚的？又放不下女人的矜持，只好有一句沒一句地試探。小說家在這兒引導著讀者深入人物的心理，進一小步，再退一小步，卻始終徘徊不去。自尊和希望交纏，面子和夾裡兼顧。而范柳原秉承了花花公子的多情，跟流蘇談戀愛之際，也跟流亡印度公主薩克伊妮廝混。男人嘛，百花園裡群妍爭放，為啥我不可以走走看看，一飽眼福呢？男女雙方都沒有百分之一百的誠意，局面就這樣僵持住了。直到戰爭突然爆發，連日的轟炸使得每個人都驚覺死亡和永別可能就在下一刻來到。環顧四周，回溯人生，還有那麼多未竟之事。跟要死人的戰爭比起來，結個婚——真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
張愛玲最為透徹之處，是在這篇小說中給我們解釋了‘世界’這兩個字的終極意義。‘世’是你所處的時代，‘界’是你所處的地界。人是逃不出這盤九宮格的。平時你可以白相風流，或耍耍小性子，發發嗲，時代大潮卷來之際，才不管你是有錢男人或漂亮女人，都只有做落湯雞的份，強不過去的啊。
民國是個短命的朝代，在短短三十八年中承受了北伐，中日戰爭，國共內戰，戰爭和動亂無日不有，老百姓沒幾天好日子過。但民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體，至少在形式上和願望上如此。張愛玲從出生到開始寫作，正好是中國最不安定的一段時期。那個時期，文學倒真是百花齊放。巴金、老舍、曹禺都推出經典之作。魯迅寫小說的同時，忙著和人打筆戰。在民間，鴛鴦蝴蝶派小說大行其道，卿卿我我柔情蜜意，也算是一種精神麻醉。只有張愛玲的毒眼看出所謂的民主政體和國情的種種弊端，因此有了‘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毀壞之中，在可見的未來，還有更大的毀壞即將到來。’之論斷。這種末世心態在曹雪芹身上是一樣的，看透了，死心了，沒有無謂的奢望了，下筆才能切中要害，才能有一股狠勁，把人世間開膛破肚，剔開經脈，一刀刀刻進骨子裡去，寫出來小說像是解剖一具屍體的筆記。
張愛玲雖然看透世情，但內心裡還是抱了一絲僥倖。在四九年政權易手之後，並未馬上出走，還是留在她熟悉的上海觀望。甚至還穿了奇裝異服去出席文藝代表大會，我行我素的作風引人側目。她在那段時期寫了兩部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這兩本都是想跟上新形勢的違心之作。卻吃力不討好，不但失敗得一塌糊塗，令人不忍卒讀，還被當局批判為毒草。一個吃鴉片舊式人家出來的小姐，叫她去寫工人農民，寫她根本沒經歷過的土改運動，好像叫千里馬去耕田一樣，田耕不好，千里馬也糟蹋掉了。張愛玲很快地明白了這點，她跟新政權八字不合，想馬屁卻拍到馬腳上。再加上和胡蘭成的關係，始終是塊心病。於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趁早滑腳去了香港。
那時的香港可說是片文化沙漠，香港人熱衷的是搵錢，買樓花，討小老婆。文化？文化賣幾錢一斤？可想而知張愛玲在香港不甚得意，勉強混了兩年之後去了美國。哪知道，到了美國也運道不濟，不管是中文還是英文作品，都乏人問津。
細究下來，那段時期西方文壇理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二十年代起，象徵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和存在主義等流派崛起，取代了傳統的現實主義。人們不再關注巴爾扎克、雨果和托爾斯泰。文學界談論的是梅特林克的戲劇、卡夫卡的小說、普魯斯特的回憶錄。再後來是英國的維吉尼亞·伍爾芙、愛爾蘭的喬伊絲、法國的加繆，以及存在主義的大師薩特。
張愛玲早年間寫的那些中短篇，雖然在國內是叫好又叫座，但名聲不出華語文壇。出國之後，鑒於西方的文學口味早已轉向，當然打不開局面。瓊·奧斯丁式的冗長敘述已經過時，說得太精巧的故事沒人要看。文壇看重的是作家個人的經驗、特殊感受、自我的解剖、精神上的錯位、文化、宗教上的懷疑質詢、甚至認知上的謬誤也是可以接受的。在寫作手法上並不要求清晰明瞭，學院派式的完整。而推重跳躍性的敘述，無厘頭的突兀，邏輯的龐雜混亂，大片不相干的議論，用語的極端個人化，題材單薄些也沒關係，人家讀不懂也沒關係，一句話，作家首先為自己寫作，記錄他作為獨特個體的一切感受，然後，你們讀者還有興趣的話，請自便。
這就是為什麼普魯斯特在床上躺了二十多年寫下的‘追憶似水流年’久盛不衰，個人獨一的經驗是當代寫作的重點。
換句話說，當代作家的首要任務是解剖自己。寫作的方向也從描繪外部世界轉為描繪當事人內心，發掘潛意識對我們的判斷帶來的影響。心理學的開山鼻祖榮格老先生說：人的潛意識是一條深不可測的暗河。我們人類社會的大部分活動，都受到潛意識的左右和操縱，歷史上，現實中各種看來解釋不通的事情，細細察究下來都和潛意識有關，只是我們不自知罷了。
張愛玲可算是老司機遇上新問題。從小練出來的童子功一下子被廢個乾乾淨淨。要脫胎換骨何談容易，題材文風思路完全是兩回事。算了，還是像大部分人去做個銀行櫃檯，或者打字員混吃等死一輩子？
在美國度過幾十年，在她先生賴雅的點撥薰陶下，張愛玲不可能不察覺到自己以前文風的老派，拘泥，和為物所役。在屢次碰壁之後她決定要實驗一種全新的文風，這就是‘小團圓’的基調——沉醉於個人的經驗。
嚴格說來，‘小團圓’是碗冷飯，張愛玲的半自傳，在‘十八春’和‘半生緣’中已經翻來覆去炒過兩遍了。同樣的材料，鄉下柴草灶頭和煤氣灶炒出來的真的不同？
味道還真是不一樣，首先是它的文本結構鬆散，述事隨意。再回想一下她的‘第一爐香’和‘金鎖記’或是‘傾城之戀’，那些文本是怎樣地絲絲入扣，好像從第一個字起，一根線似的串到底，形形式式的人物，心理，場景的轉換都交代得巨細無遺，想要略去一段章節，刪去一個次要人物也難。這本小團圓卻是開無軌電車，天馬行空，想到哪寫到哪，看得人吃力，人物出場是雜蕪的，角色之間的關係是交代含糊的，而前後時空都打亂的，一面寫她和邵之雍在客廳纏綿，筆鋒一轉，沒有任何鋪墊地寫到幾十年後她在紐約打胎的景象。隨心所至，散亂而靈動，那種在恍或的潛意識裡游泳的感覺是她以前的作品中所沒有的。
篇幅關係，大段的文章就不引了，試看她某幾段描寫，「我真喜歡紅綠燈，」過街的時候她向BEBE說。「帶回去插在頭髮上吧，」BEBE說。
這不是囈語又是什麼？但又是美得恰如其分的囈語。
又如；那痛苦像火車一樣轟隆轟隆一天到晚開著，日夜之間沒有一點空隙。一醒過來它就在枕邊，是隻手錶，走了一夜。
又如；九莉對自己說：「知己知彼’。你如果還想保留他，就必須聽他講，無論聽了多痛苦。」但是一面微笑聽著，心裡亂刀砍出來．砍得人影子都沒有了。
又如；兩星期後，一大早在睡夢中聽見電話鈴聲，作U字形，兩頭輕，正中奇響，在朦朧中更放大了，鋼啷啷刺耳。碧綠的枝葉紮的幸運的馬蹄鐵形花圈，一隻隻，成串，在新涼的空氣中流過。
這些看來陌生但絕對貼切的意象，並不適合在早期結構精密，語言平伏的小說中呈現出來，用在這部囈語般地意識流小說中卻是天衣無縫。是的，如春汛般的意識流，突然之間就洶湧起來，泥沙俱下，滾滾黃湯順流而來，在水面上漂著紫藍色的眠床，和女人豆沙色的絲襪，蔫掉的大朵白玉蘭，豔麗而無序，雜亂又繽紛。
在這本‘小團圓’之中，讀者看到的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作家，講述一個抖得開又捏得起來的故事。更貼切地說，我們看到的是一本杜拉斯式散亂的日記，一個情竇初開，衝動又壓抑的女人寫給自己的私房話。這本書從側面道出了她和胡蘭成關係的糾結。在年輕的張愛玲眼中，哪怕在那個守舊的時代，性的暗示也綿綿不斷，母親和三姑都是新派人物，身邊又沒有男人管頭管腳，所以無時無刻不在追求作為一個女人的最大飽滿——性和性心理的滿足，她們並不自覺，但言語行動，心理的洩漏都被她一一看在眼裡。父親那方面卻做出了很壞的例子；末世的不作為，沉墮，懶散，生命在鴉片煙榻上一天天萎靡。再加上身邊各式女人都早早嫁了人，結果卻都不好，像還沒開放的花就蔫掉了，接觸到的男人又是如草繩紮了豆腐，都是些提不起的貨色，再加上自己對自己的外貌沒有信心。這一切都使她內心有一種急迫感，所以當邵之庸那麼主動的一個男人出現在視野中，她就很難把持自己。那種由遠到近，一步步逼近來的強橫氣息，不由得她不迷醉。篇幅中所描寫的一個未經人事的女人，既驚恐又盼望地一步跨過那條門檻，整個過程中顯現出來的生澀，懵懂，稚嫩，不經意間鬧出的笑話，直到最後的水到渠成，全是一個女人心中最為陶醉，最為追憶的酵素。有了這點酵素，生命這缸酒就醇厚飄香了。
在張愛玲的潛意識中，自己的生命之花再不開就要敗了。此時此刻，世界上只有這麼一個男人，哪怕他是南京偽政府裡的一員，在戰後是要被追究的。哪怕他已有老婆，而且還不止一個。哪怕他到處沾花惹草，還寫了信來跟她神神叨叨地擺顯。她是一頭紮進去的，帶了酩酊的醉意，就像醉酒駕車的醉鬼眼裡看出去一路綠燈那般，她才不管等會是吃罰票還是抓去坐牢呢。張愛玲並非是個市井婦人，她看報，知道形勢，會申時度勢，對政治的走向比常人有更深的瞭解，心中早就知道這是一段不會有結果的孽緣，但是，也許正是這種沒有希望的結局，這種在現實中悲苦而在情懷上悠永的浪漫，使她迷醉，也使她沉淪。
張愛玲是喜歡趕時髦的，‘小團圓’總算是趕上了現代文學的時髦。從舊世界到新世界，幾十年顢頇跋涉，總算一步跨了過來。雖然她這碗冷飯炒得色香味俱全，中國人在口味上還是一時接受不了。小團圓出版之後，褒貶不一。這一點也被張愛玲料到了，因此在交與宋琪出版之際一再猶豫。再自傲的作家還是看重讀者的反應的。
文學是條很擁擠的小道，每個時代都有大批的人在此跋涉。有默默埋首的，有招搖過市的，有自說自話的，也有專炒冷飯的。但是始終看見一個冷傲的女人，身穿奇裝異服，下巴抬得高高的，走在隊伍的一側，刻意跟大眾保持著相當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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