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廣告搜尋


No Image
網上讀報
Read
e-Edition

黃頁廣告導覽
Chinese Yellow Pages Ads

分類廣告導覽
Classified Ads

English Section

【楊愛民】
精神勝於物質

楊愛民

人不僅要吃什麼,做什麼,想什麼,最重要的是:信什麼?孔子曰,民無信不立。孫中山先生說,信心生力量。由於信仰不同,人類不斷發生摩擦,發生戰爭。今日世界各大國彼此有矛盾,有冷戰,但對付伊斯蘭國(ISIS--恐怖組織)則“有志一同”。伊斯蘭國的裝備,人員,武器與與各大國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可是,纏鬥多年,繁華市鎮變為廢墟,仍然無法消滅它。何以致之?信仰故也。伊斯蘭國靠的就是信仰;這也是精神勝於物質很好的例子。只是信仰有正有邪,ISIS的信仰比較邪門。本文所言並非這些,乃是物質與信仰的科學連結問題。 這位朝聖者不確定能不能走到葛麗絲教堂,走完全程是非常痛苦的。每年有數千名信徒寂寞地忍受著70英里的山路,為的是一睹神龕中的一尊木雕聖像:法國阿爾特廷的黑麥當娜(Black Madonna)。裡卡木代爾先生最近曾傷了腳踝,但是他於2003年,決心從法國的雪根寶走到阿爾特廷,完成他第一次的朝聖。他打算如果腳痛得厲害,他就要坐車。不過,他對聖瑪麗的神力深具信心,必定能夠將他送到目的地。所以他徒步前往。他說,“ 當你一旦上路向阿爾特廷(Altotting)走去,你幾乎就沒有疼痛的感覺了。”今天,裡卡木代爾,74歲,身子骨硬朗,體力充沛,宛如能夠制服一頭犀牛。自從他的腳痛痊癒後,他已朝聖12次,成為一位神力信仰者。他的信仰並不孤單。在佛州觸摸一下聖靈,或在恒河水中浸泡一下,都可治病。這種信仰治病的現象經常圍繞在我們四周。研究發現例行的宗教服務可以加強我們的免疫系統,降低血壓,使壽命延長。 並非只有宗教信仰才能夠不知所以然地治癒我們的病。距離阿爾特廷6千英里外的另一位男士馬可包理提奇,在2004年,被宣佈有了麻煩:他玩棒球的目標吹了,因為他傷了手臂。他的手有點發抖。最奇怪的是他不再有笑容。估計他患了腕隧道症候群。他未能達成目的並非因為他的臂傷,他不再有笑容也不是因為他傷了手臂。年僅42歲,他是患了早期巴金森氏症。他的醫生告訴他,十年內他將不能走路,不能站立,不能自己吃飯。包理提奇的病情並不像醫生所預測的那樣壞,不過,多年來他說話、寫字都很吃力。他與病魔搏鬥,心情沮喪。後來,他在2011年,被轉到希瑞基因公司治療,以新基因療法做試驗。巴金森氏病是由於神經傳達酶多巴胺(Dopamine)慢性消失的結果。在猴子試驗中發現:一種叫牛爾土倫(Neurturin)的蛋白質,能夠保護並可能修復受損的神經元細胞,使之正常分泌多巴胺以阻止病情惡化。希瑞公司的試驗性治療,是在左右腦半球的頭顱上各打一個小洞,直接將藥物注入病灶處。包理提奇接受這種治療後,其病情有了顯著的改善。在此手術之前,他行動緩慢吃力。給他做手術的公司抱怨他喝酒,說話不清楚。可是,在手術後,他的顫抖沒有了,行動也有了改善,他說話也有顯明的進步,相當清楚了。今天,你不能再說他是一個巴金森氏病患者了。他的醫生對他的進步感到震驚。嚴格的說巴金森氏病在人類歷史中從沒有復原的病例;最多是病程進行緩慢,而且是極為罕見的。 2013年4月,希瑞基因公司宣佈:試驗結果失敗。接受牛爾土倫治療的患者並不比接受安慰劑(Placebo)治療組有什麼顯明的改善。治療安慰組也同樣將顱骨打開,使他們感覺是真的在做手術。2013年希瑞基因公司被另一公司買去,新公司不再繼續用牛爾土倫治療巴金森氏病。包理提奇並未接受真正的手術,他做的是安慰手術。 包理提奇和木代爾參與試驗,二者各具某種意義。一種是:人類已經從事這類活動幾千年了。每次參加這種治療活動都抱著很大改善病情的(期望Expectation)。那是一個為了吸引我們參加而設計良好的表演場,它促使我們的大腦對它產生一種期望,這種期望驅使所謂安慰劑療法發生效果,而這種效果亦在我們身體上發生作用。科學家在數十年前已經知道,安慰劑療法用在藥物試驗上的效用。現在,他們用安慰劑作為精神與身體,信仰與經驗之間的連接窗口。如何能夠使一種信仰變成治病的效力?再回到表演場:一個啟發決定性效用的表演部分在於場所的佈置及服飾。當包爾提奇能夠感覺到醫生在他頭上裝上半導體,或告訴他他的症狀有所改善時,不僅是因為這個手術的目的,而是他親歷其境的整個場景:醫生穿著白袍,脖子上掛著聽筒,護士為他做各種檢查、試驗,甚至候診室裡傳來惱人的音樂等。醫生有時候稱醫院為醫療劇場。 這種演技可延伸至多種醫療,而且能在潛意識上實施。昂貴的安慰劑比廉價的效果好。有商譽的安慰劑bi比一般的標誌管用。安慰栓劑法國造較好。而英國製造的安慰劑以口服藥丸為佳。注射安慰劑比口服者有效。而最有效的乃是作安慰(偽)手術。最令人驚奇的是:即使讓病人知道所給的是安慰劑,它仍然有效。2010年哈佛大學的開比丘可教授所作的研究報告指出:患過敏性大腸症候群者使用安慰劑21天後,(事先已經告訴是安慰劑)其症狀比未接受任何治療的人具有顯著的改善。這個試驗顯示,之所以能夠產生成功的結果,一個完善的醫病關係所產生的信仰是其關鍵因素。醫護人員教育病人的效用,以及對它積極的態度。病人被告知安慰劑的意義,要定時服用,不可漏掉一次。一生研究安慰劑的開比丘可說,“處理期望頗為棘手。我們是用一個嚴密的方法處理一個非常不嚴密的現象:來試驗一個安慰劑的效用。” 凱瑞詹森,是凱波提奇前同事,現為瑞典斯德哥爾摩研究院自己的實驗室工作。他設計一種試驗,決定是否有可能以潛意識的線索(暗示)定出條件反應目標,然後體驗出安慰劑的效用。在實驗調整階段:受試驗者的面部顯示在螢幕上。他用面部的原因是我們的大腦最擅長迅速辨認它們。半數受測者接受下意識的線索:面部出現短暫,不到半秒鐘,使他們無法辨認。另一組人的面部線索存留時間較長,足以使他們自覺地辨認。 在第一階段,不同的刺激信號,隨著受測者的面部線索釋放至手臂:給第一個人的面部多一些刺激,給第二個少一些刺激。接著到了實驗階段。受測者包括那些只看到一閃而過下意識的信號者。據報,當他們看到第一個面孔時感覺較痛,雖然用的是中度刺激,而且對兩個面部都是相同的。受測者感覺較痛,和第一個面孔之間產生一種下意識的聯繫。這個實驗顯示一個安慰劑的反應,可以在下意識裡出現(條件反應)。詹森指出當你走入醫院時,那微小的信號大部分已經在潛意識裡發生了,如同在刺激我們的身體一樣,引起了反應。她說,“一部分刺激是無反應的,是‘本能上’發生的東西。” 醫院僅是一個供信仰施行的一個普通場地而已。數百種醫療代替療法引導著我們的期望-- 順勢療法、針灸、傳統中醫、尿療法、牛糞丸、人血塗面療法、維生素輸液、聲音療法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功效。 “信仰是自然,來自我們的思想特殊連結方式。”譚雅魯曼說,她是斯坦福大學人類學家。她的職業大部分致力於人與神的溝通上。她說,“以信仰作基礎的治療,不但需要一個很好的故事,而且還需要一個現場聽者的努力—一個有能力,讓人覺得所說的都是真的。當故事與印象同時發生時,其結果是驚人的。“人類是有能力改變經驗的,”她說。“那是技術,我們要去學習。” 聽說以信仰為基礎的治療在墨西哥東岸維拉克斯省卡特馬口(Catemaco)地區,有不魯後(Brujos)或巫醫治療。他們是具有特別戲劇性的治療師,那是千年前羅馬基督教和薩曼教混合的傳統療法。他們燃起大規模五角星型的螢火,跳舞的瘋人向所有的人祝福,值得一看。可是,當我們到了卡特馬口,拜訪一個不魯後斯的辦公室時,我沒有發現螢火,亦無發出吼吼聲的薩曼(Shamans)教徒。沒有我想像的黑暗,蝙蝠充斥的洞穴。其候診室是一個整潔的起居室改裝而成,嗅到一點消毒劑氣味。塑膠護身符及玻璃水晶球擺在架子上。候診者有的閱讀雜誌,有的觀賞電視足球賽。巫師有巫師的樣子,那個布魯後斯像個醫生。他穿著白袍,留著整齊的小鬍子,頭髮短而塗著厚重的髮膠,一個祭壇佔去他的辦公室一半以上。祭壇上擺著十字架,聖像,鮮花,和幾百個閃爍發光的彩色燈泡。 我來此的目的僅是淨化靈魂。那布魯後斯拿起一個雞蛋,幾根羅勒樹枝,兩三個塑膠噴瓶,裡面裝著據說是防妒劑、壞能量、以及可致富的液體。所有的東西都是整齊的,消毒過的。經過交談之後,他開始做有關我靈魂的工作。他任意的向我噴些辛辣油,並用一個雞蛋在我身上揉搓。然後,把雞蛋打破,讓內容物流進一杯水中,然後審視其內容。他這種做法我甚熟悉,墨西哥的巫醫都是這樣做。使我驚奇的是沒有浮誇的儀式,或難懂的經文,而是更診所化。越過了儀式,巫醫問我的膝關節及下背(二者皆佳)。他告訴我雞蛋已經顯示出我將來可能會疼痛,像 X-光醫師解說片子上的陰影那樣,他指著玻璃杯中蛋白邊上的氣泡說,那氣泡就是一個信號,有人嫉妒你,想要你生病。然後,他向我索取額外的費用,以保護我的未來不受傷害。我拒絕了。雙方握手,結束了治療。我離開時,有虎頭蛇尾的感覺,好像錯過了什麼東西,道場在哪裡? 我走到街上,才開始瞭解, 20年前,在卡特馬口你仍然能夠看到“真正的”迎神舞蹈、神氣活現的巫醫為觀光客或在節日上表演。不過,期望是個活動性的目標,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卡特馬口的醫療已變成現代化醫療制度。以前念經和揮動雞毛可引發自信,可是,今天大多數布魯後斯都適應時代,穿起實驗室的白袍, “噴出消毒劑,混合其神話,激發他們現代病人的期望:醫療場地,我的布魯後斯與我視線相對,他溫柔地向我微笑,像一個有醫術又有愛心的醫生。 我必須說我感覺好些。那麼,醫療現場實際上做了些什麼?一個信仰如何能隨意治療呢?這個謎題部分牽涉到條件反應,正如詹森所提出的。回憶帕夫洛夫的狗(Pavlov’s Dog), 牠每次聽到鈴聲就流口水,這是因為帕夫洛夫使他的狗將食物和鈴聲連結在一起。科學家已經能夠用一種甜液與環孢素(Cyclosporine),一種預防器官移植排斥的免疫劑,使病人對移植器官不再發生排斥作用。小老鼠每次喝那種甜液時,同時也接受這種藥物。而經過相當多的試驗後,這種藥已不再需要;僅此甜液即單獨可使小老鼠產生免疫反應。 安慰劑對疼痛抑制效果的反應是由於腦部釋放出一種化學物質安多酚(Endorphin)或曰腦內啡,是合成麻醉劑有止痛作用的物質。1970年,兩位舊金山神經學家對內生性鴉片類(麻醉劑)如何發生止痛作用產生了興趣。在他們的研究實驗中,僅用他們的聰明才智,不用麻藥,即能施行拔牙手術。 研究者先比較安慰組與接受納洛酮(NALOXONE)的另一組反應;納洛酮是一種嗎啡類拮抗劑(消除嗎啡作用);結果兩組皆無反應,都覺得痛苦沒有改善。然後,科學家重新設計他們的實驗。事先告訴受測者:他們中有人接受嗎啡,有人接受安慰劑,也有人接受了納洛酮。病人和研究者都不知道誰接受了什麼。在此次試驗中,有些病人說感覺比較好些,包括那些未接受嗎啡類的人,其潛在求助的期望激發了其體內釋放的安多酚(腦內啡)。不過,他們一旦接受了納洛酮,疼痛再度發作。納洛酮掃除了安慰劑在體內所產生的安多酚作用。 “沒有消除疼痛的期望,就得不到安慰劑的效應。 ”舊金山加大榮譽教授豪爾菲茲說. 他也是本文原作者之一。 自那個實驗之後,條件反應已經用來研究其他效用方面,如內生性藥物的止痛,包括血清素,多巴胺,以及一些大麻素等;而大麻素能產生與大麻的精神活性成份相同之效用。不過,直到2000年代,科學家才看到那些效應如何在大腦中表現出來。那時,還是密大博士生的托爾瓦格,在某些病人腦部裝上掃描器。他先在受測者的手腕塗上軟膏,然後縛以電極,以便使病人的疼痛或熱感輸出。研究者告訴病人:其中某些軟膏可以減少疼痛,而實際上軟膏都是一樣的,並沒有實質上含有減痛劑的軟膏。經過幾次條件反應實驗之後,病人學到了在塗“減痛軟膏”之手腕上感覺到疼痛減少了。在最後一次實驗中,重大刺激也不比輕捏來得更痛。這是一個標準的安慰劑條件反應。這個實驗最有趣的地方在於掃描器能夠顯示出腦部的形象。正常人受傷後,疼痛立即開始發生,沿著精髓神經傳至腦部。安慰劑反應線索途徑恰與此相反。它起自腦部;減痛的期望(REDUCE-PAIN EXPECTATION)起自前額皮質(PREFRONTAL CORTEX)傳達信號至腦幹部分,該部產生麻醉劑並下傳至脊髓索。我們未列繪無痛時圖像。我們僅以病人內療期望,產生條件反應而使疼痛減緩。“正確的信仰配合正確的實驗才能發生共鳴,”瓦格說。他現任科羅拉多滾石大學教授及神經科實驗室主任。他說,“它是一個食譜。”這個食譜是從實驗室裡發現而在診所中應用。 史匹瓦格是華盛頓北斯達華特裡德榮民總醫院疼痛科及解毒科醫師,每天為現役及退役軍人看病。有些傷勢嚴重,剛從戰場退下來數日或數週。這種情況給他一個機會,用期望和條件反應來接通腦內啡以擊退或至少延緩長時間的疼痛。當史匹瓦格首次接觸病人時,他不問他們的傷勢,或病史。假設他知道在一個人童年時代,在他的前院可能有顆他最喜愛的桉樹,或愛吃某種薄荷糖等。最後,如果史匹瓦格醫師開了麻醉止痛藥,病人每次吃藥丸時,同時也要嗅一嗅桉樹油,或吃一顆薄荷糖—任何史匹瓦格醫師知道能夠引起共鳴的東西。 我們有截三肢者,有截四肢者,他們都沒用麻醉藥鎮痛劑。史匹瓦格醫師指著從伊拉克、阿富汗來的退伍軍人傷兵說,“我們也有老退伍軍人,用高劑量麻醉劑治療其下背痛達30年之久。” 兩年前,梁艾克班,瓦格實驗室的一員,他的矛頭對準一項新奇的安慰劑研究。科學家對條件反應的角色,以及場地與期望的溝通都知之甚詳。他們想用實驗找出影響疼痛的第三因素:【信仰】。像許多以前對安慰劑效應的實驗,研究者釋放一些灼熱至病人的手臂,並要求他們將灼熱感的強度等級列出來。可是,此次他引入額外的變數,讓志願者觀看螢幕,看到一系列代表以前別人受測者疼痛等級的雜湊(HASH)標記。基於告訴他們以前參加者的感覺,用同樣的刺激,病人說出其疼痛是高或是低。 這個結果並不意外。1950年代,一系列稱為阿希(ASCH)的實驗,顯示受測者已經知道為了符合小組,雖知是錯的,也回答是對的。社會群體影響力使克班和瓦格大為震驚,這種影響力比條件反應效應的期望效力更大。受測者手臂皮膚的導電反應實驗—包括身體導電如何變化,常用的是測謊機—顯示他們並非僅僅說出他們認為測試中想聽的;他們真正的反應是疼痛減少了。用功能性磁震造影機分別補助測試腦部活動,這樣可以免除受傳統安慰劑同儕間壓力幹擾。克班指出社會資訊力量在更替疼痛中比條件反應和下意識線索作用還要大。 “我們由社會關係中得到的資訊,的確有根深蒂固的影響力,不僅在情感體驗上,亦在與健康有關的結果上。如疼痛治療,”克班說。“我們剛開始瞭解那種影響力,去瞭解如何能駕馭它們。”社團衝擊力有助於說明為何宗教(僅一個詞)一個能夠被馬克思定義為“人民的鴉片。”因為宗教能夠注入能力使人接近自己的信仰及期望的店裡,特別是被其他做同樣工作的信仰所包圍時。 社會信仰力量沒有比宗教朝聖時更大的了。無論是法國天主教每年步行到勞爾茲(LOURDES),穆斯林沙地的麥加(MECCA)朝聖;而最大的莫過於印度恒河每12年一次的大壺節(Kumbh Mela)朝聖了。最近一次是2013年2月,估計有參加群眾七千萬人到阿裡馬哈德(Allahabad)朝聖。 我參加了阿爾特停的朝聖,在那裡遇見了理查木代爾。阿爾特停首次有記錄的治療是1489年。那次聖跡是一個溺水的男孩,據說奇蹟似的被救活了。今天,黑麥當娜(BLACK MADONNA)每年吸引百萬人來朝聖。我參加的那個2016年朝聖團在寒冷的淩晨三點鐘就從巴伐利亞出發了。大家停下來吃早餐,每個人都愉快的閒聊著,等著再度出發的號令。下著雨,三個月前我腳踝關節手術,擔心這次徒步旅行能否完成。但是,在愉快的信眾中,我忘記了疼痛。來此的每個人各有各的目的,但是大家都互相幫助。馬可士布朗納,一位愉快的牧師,也是一位徒步老手。他說,“團隊幫助你,你幫助團隊,大家互相支持。” 當我們到達格裡斯教堂時,發現裡裡外外都擺著歷經數百年的奉獻物及圖像;並呈現出一種期望:想得到的醫病奇蹟。 靠在牆壁上的是十字架和拐杖,那是幾百年前教友和朝聖者留下的古物;他們的病痛被黑麥當娜治好了,留下了十字架和拐杖作為紀念。 期望(信仰)治病正方興未艾有增無減。“這裡有個不同的想法,”托馬士趙娜說,她是一位心理治療師及準牧師,已經遷到阿爾特停定居,目的是為她的殘障兒子接納他的社區。“禱告看起來的確有用。”
回上一頁